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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範式的創新與轉換(任平)

                          發佈時間: 2013-12-15    文章作者:     瀏覽次數: 105

                          偉大的時代總是催生思想的創新,使真正的哲學成爲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改革開放以來 ,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所帶動的思想解放運動衝破了“左”的教條思想樊籠,不僅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內容和形態的創新,同時也喚醒了學界的“方法論自覺”,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路徑、範式的創新與轉換,從過去的單一視域、單一路徑、單一模式轉向多元視域、多種方法、多樣範式 ,先後呈現出教科書改革與原理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文本-文獻學解讀、與中西方思想對話、反思問題學分析、各分支領域(部門)哲學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形態理解、出場學等多種形式,初步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大繁榮、大發展的良好學術態勢。本文所指的“範式” ,就是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探索所自覺使用的方式、路徑和方法論 。科學辨識各研究範式的基本特徵、創新功能、歷史成因、存在問題和學術地位 ,深描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整體學術圖景 ,認真總結其各自的理論創新經驗,對於與時俱進地推動理論創新、指導創新實踐,擴大理論創新的國際影響力 ,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教科書改革與原理研究範式:普及與創新 

                          教科書一直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思想在場的主要方式。建國以來,“教科書熱”大致出現在三個時段:一是上個世紀60年代,爲體現毛澤東思想,在教育部精心組織下,全國先後編出六種教科書草案,最後由艾思奇主編出版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成爲建國後開啓“教科書中國化” 時代的第一經典。第二是教科書改革的時代。改革開放之初,爲了努力表達改革的精神,以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以及高清海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爲標誌 ,開創教科書改革路徑的先河 。據不完全統計, 30多年來全國出版了各類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大約712種 ,發行量累計突破12000萬冊 ,其中包括陶德麟、趙光武、辛敬良等著名學者主編的教材 。第三是教科書改革進入創新時代 。從2004年開始,作爲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重要內容 ,由首席專家袁貴仁、楊春貴、李景源爲主編 ,集體編撰出版了《馬克思主義哲學》(2010)。新時期 ,教科書改革範式始終成爲我國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主要方式之一,成爲培養和造就幾乎所有新生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者的搖籃。深度描畫教科書改革的歷史圖景,我們的追問旨在以下幾點:第一 ,這一範式出場的深層原因 ;第二 ,這一範式的基本特點和創新成就;第三,這一範式的內在問題和基本出路。

                          教科書改革範式之所以出場 ,旨在打破前蘇聯和中國幾十年一貫制、用日益僵化和教條化方式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科書對人們思想的禁錮  ,要求用解放思想、改革精神重寫教科書。馬克思主義哲學闡釋方式的教科書化是一個歷史過程。作爲工人階級解放的“頭腦”,馬克思恩格斯原初闡釋思想的文本,雖然包括了《僱傭勞動與資本》、《共產主義原理》等直接面向工人大衆的普及性讀本,但並沒有採取“教科書”方式 。作爲論戰性著作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借“積極批判”杜林的機會,對 “共產主義世界觀”做“系統而比較連貫的闡述”。其中“哲學篇”初具原理的雛形。此後,狄慈根、拉布里奧拉、考茨基、梅林等第二國際理論家爲了進一步完整準確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 ,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 ,分別撰寫了類似“教科書”的著作。如考茨基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拉布里奧拉的《論歷史唯物主義》等 。真正將之變成教科書的是前蘇聯。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1895)、《唯物主義歷史觀》(1901),列寧的《卡爾·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等,都爲全面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礎 。列寧甚至稱讚普列漢諾夫的著作“培養了一整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 。1921 年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通俗教材》也曾經在過渡時期成爲武裝全黨、教育幹部的普及讀物。在斯大林時期,爲了鞏固執政黨指導思想的主導地位,統一國家意識形態 ,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有必要以教科書“標準”話語、完整體系方式闡釋、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 。以批判德波林爲契機,斯大林撰寫《聯共(布)黨史》四章二節,奠定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框架 ,前蘇聯學者出版了最早版本的權威性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米丁、拉祖莫夫斯基主編的《歷史唯物主義》( 1932) ,《辯證唯物主義》(1934 ) 。1933 年底 ,全蘇共產主義學院哲學研究所出版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高校哲學教科書,標誌着教科書話語體系範式的形成。由於蘇聯在國際共運中的領導地位,這一教科書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巨大的影響。李達的《社會學大綱》 ,延安時期的授課大綱,都是我國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的早期雛形 。解放初期 ,由於政治戰略“一邊倒”的需要,我國在中國人民大學大規模培養馬列師資,請前蘇聯一批專家講學,因此蘇聯教科書思想就從此通過中國知識界途徑向整個社會普及 。學界也陸續翻譯出版了一批前蘇聯教科書 ,如《聯共(布)黨史》(包括其論述哲學的四章二節),康斯坦丁諾夫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程》(上下編) ,米丁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 ,羅森塔爾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等。在人民大衆中普及“蘇聯教科書”的同時,就將前蘇聯教條解釋深深嵌入中國讀者心靈 ,成爲長期禁錮思想的框架  。對此,毛澤東同志也有所警惕 ,反對無條件做思想地理平移  ,要求“教科書中國化” ,體現中國化的理論創新 。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就拉開了教科書中國化的序幕  。這體現了那一時代中國化研究水平。教科書化對提煉馬克思主義哲學思維成果 ,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大衆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鞏固全國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礎無疑產生了巨大的歷史作用 。一個基本結論是:只要我們還希望教科書承擔不斷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知識、主導意識形態、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的功能 ,那麼,“去教科書化”就是不可行的。但是,在左的思想影響下,教科書不可避免地帶有歷史時代的烙印。 

                          教科書改革的動力來自三個因素。第一,重寫新的時代精神 。以往教科書都是革命年代及其延伸的思維產物 ,反映“以階級鬥爭爲綱”主題,成爲“革命的邏輯” ,與改革開放以來建設、改革、發展的時代主題相脫節,因此需要解放思想、促使教科書理論旨趣的大轉換 。以“改革的哲學”、“哲學的改革”,“現代化的哲學”、“哲學的現代化”等振聾發聵口號爲指引 ,以“時代精神與哲學改革”爲主線  ,編寫出反映改革、發展的時代精神內容的哲學教科書,就成爲學界的主要目標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本就是這一時代的主要標誌。第二,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本性和體系。以“物質本體論”爲基礎而闡述“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直是幾十年一貫制的教科書標準體系。教科書改革 ,則成爲創新體系的主要載體 。以高清海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 ,以“主體-客體”關係爲主線,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爲拉開教科書體系變革序幕的標誌 。此後  ,在1988年開端、20世紀90年代漸入高潮的“實踐的唯物主義”理解方式推動下,陸續推出了肖前主編的《實踐唯物主義研究》、辛敬良的《走向實踐的唯物主義》等新文本  。第三 ,重建學科體系。從知識社會學角度來看 ,新時期大學恢復招收研究生,學科建設成爲高校知識生產的龍頭 ,能否建立一種與研究生培養結合的知識生產體系、教學體系,就成爲衡量學科水平高低的標誌 。因此  ,重寫教科書  ,就成爲知識生產的重要手段。改革開放以來,全國出版的大約712餘種教科書中 ,涉及概念變革和個別原理創新的有30餘種,體系變革的有17種,其他都是大同小異 。這些都成爲全國各大中院校、研究單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教材 ,而根據教科書而實施教育的哲學課程成爲普及的主陣地  。

                          教科書話語體系的教條化和僵化,其問題主要癥結在於把歷史的思想非歷史化、相對的結論絕對化、創新理論教條化,從而疏離時代、脫離實踐、脫域國情。所謂“歷史思想非歷史性”,就是教科書顯現的 “原理”是理論空間結構 ,與思想的歷史性(“每個原理都有它出現的世紀”)之間存在矛盾 ,思想不斷出場的歷史圖景、變化和發展性被原理嚴重遮蔽,把原初屬於不斷出場、基於“歷史的科學”變成了相對凝固、脫域和永恆在場的“歷史哲學”,從而重新走向馬克思哲學革命始終反對的“在場形而上學”即僵化和形而上學。所謂絕對化,即排除差異性理解的同一性構型  。 教科書要求標準地表述“基本原理”,入編的只能是理論界得到普遍共認的一般觀點 ,即“定見”和“成熟”觀點  ,遵守同一律、排除歧見 ,按照同一性準確表述原理  ,是教科書編寫的主要職責之一。這是教科書與研究性專著最大的差別之一。正因爲如此 ,它面臨的問題始終是:在衆多差異性理解中,哪種理解能構成“基本原理” ?這一理解一旦形成,由於國家意識形態的一元論需要 ,傾向於理解的“固化” ,很容易窒息任何創新衝動 ,最後必然走向僵化 。所謂教條化 ,指每一個時期、每一個學者編寫的教科書 ,都有一種企圖:就是利用教科書而造就一個時代佔統治地位的絕對真理體系。表述邏輯框架的完整化、一貫性的體系哲學更凸顯了這一教條化傾向  。

                          因此  ,教科書範式在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過程中存在着先天缺陷。主要是教科書闡釋的原理性與歷史性的矛盾,相對與絕對的矛盾,個體理解和普遍認同的矛盾。馬克思主義哲學 “追求相對中的絕對”使教科書永遠需要不斷出場——不斷隨着時代變化和空間差異而修訂改變 ,對“基本原理”的追問永遠沒有最終的答案。一切所謂原理都有出現的世紀 ,一切思想都是時代的思想。對經典作家文本的引證也是如此 。爲了證明某個原理的正確性 ,教科書不得不經常地將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不同時代、不同語境、不同文本中表述的話語都平行地、非歷史性地加以引證,而往往創始人的思想前後是發生很大變化的。這一“非法引證”顯示出教科書範式原理性闡述所特有的尷尬。教科書的“體系哲學”特性直接導致思想僵化。突破這一教條 ,就是要從歷史、從馬克思文本的原初語境中重新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生、發展、變化,重新思考思想的出場過程  ,恢復馬克思擯棄一切在場形而上學的本性。

                          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考察:歷史維度與創新話語

                          教科書範式非歷史地引經據典,將不斷出場、與時俱進的“歷史的科學”變成一種絕對在場、永恆在場的形態 ,從而導致教條化和僵化,引起了理論界的批判反思。一是爲恢復“歷史性”的追求 ,二是與西方“馬克思學”中重新解讀馬克思思想的本真意義,是引發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以下簡稱馬哲史)學科範式興起的兩大動因 。

                          中國馬哲史範式生成與轉換,經歷了兩度轉變、三個階段。初創階段發韌於上個世紀70年代初  ,爲教學需要,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一批學者編寫了教學大綱。1978年 ,中山大學劉嶸、高齊雲、葉汝賢等人爲主編、中國人民大學馬列所莊福齡等人爲副主編 ,承接了教育部第一個馬哲史教材編寫計劃 。在1979年成立全國馬哲史學會基礎上 ,20餘所高校集體編撰的中國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稿》於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這是初創階段結束、轉向發展階段的標誌性成果。發展階段的特點之一是學科建設取得長足進展 。以中國人民大學陳先達、靳輝明合著的《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1983)、莊福嶺主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綱要》(1983)、徐琳的《恩格斯哲學思想研究》(1985)、黃楠森主編的一卷本、三卷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孫伯鍨的《走進馬克思》、餘源培教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等等的問世 ,學者對馬哲史學科研究對象、研究意義、方法都做了深入細緻的界定,標誌着這一學科的形成。第二個特點是通史與專題研究結合  ,出版了一批迴應西方“馬克思學”、深入探索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哲學思想的著作 。第三個特點是研究旨趣發生轉換,從早期僅爲原理教學提供思想史佐證轉變爲獨立探索、創新理解經典作家哲學本真意義的路徑。世紀之交開始的第三階段 ,爲方法論自覺階段 。這一階段的最大特點不僅是人才輩出(中年學者代表如張一兵、俞吾金、吳曉明、楊耕、豐子義、王東、王金福等,更爲年輕一代如唐正東、聶錦芳、胡大平、張亮等人也嶄露頭角)、成果卓著 ;而更重要的是學界深度借鑑西方學者的研究風格、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徑,將重讀馬哲史成爲一種深度耕耘、創新理解的方法論 ,學術影響甚至超過原理創新。之所以如此 ,主要原因一是研究語境大爲改觀。MEGA2的傳入,中文第二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陸續出版 ,爲在中國語境中研究馬哲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本資源 ;同時中國學者對外交流更加深入,與境外研究機構建立和穩定的學術聯繫,不僅有更深入的學術成果交流,更有研究方法的相互影響和借鑑。着眼於與當代西方“馬克思學”對話,深化對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主題的專題研究,形成了新的研究格局。

                          以黃楠森主編八卷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張一兵的《回到馬克思》爲標誌,作爲一種範式的馬哲史研究具有以下三個特點。第一 ,闡釋的歷史性。馬哲史脫胎於“原著選讀” ,但馬哲史範式轉換的內在革命性在於:原著選讀目的在於“證明”教科書原理出場有據,作爲原理教科書的從屬物,它們注重原理在文本中呈現的高度同一性 ;而後者從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歷史視域,在歷史場域中闡釋 ,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看作是一個歷史發展着的思想體系。第二 ,創新理解。馬哲史不僅是對“史”的深描 ,更是對“論”的闡釋 ,是通過“史”的眼光重新發現一個不同於前蘇聯僵化教條地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本性,進而對實踐做新的理論穿透 。第三,實踐與知識、知識與知識之間的歷史相關性和整合性。馬克思的新世界觀出場不再是一個單純封閉的哲學自我革命的產物 ,而是被還原到“改變世界”與“理解世界”相互激發、一個在古典經濟學、政治社會學說、歷史學說相互影響條件下的整體碰撞的結果 。

                          當然,按照時間邏輯還是問題邏輯或思想邏輯來展現馬哲史 ,一直是問題之一 。列寧曾經藉助於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解讀而反對將哲學史變成“人名和書名的歷史”而不是思想內在邏輯的演進史  。問題之二是馬哲史始終存在着解釋學循環:方法論視域與對象本性的循環 ,微觀文本解讀與整體通史闡釋的循環 。然而,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僅僅是思想出場史的深度描述是不夠的 。無論我們如何看待馬哲史 ,有一點可以肯定:思想史的出場背後是真實歷史的存在 。思想終止的地方 ,纔是真正歷史的開始 。而思想史不過是真實歷史出場的思想表達 ,前者對真實歷史語境有很深的依賴性。因此,穿越思想史而到達其背後的歷史語境 ,用歷史語境來規約思想史的邏輯 ,這就必然超越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範式而走向出場學 。

                          三、文本-文獻學考察:“回到馬克思”原初語境的解讀方式

                          歷史的視域需要有文本-文獻學考訂研究論據的支持纔是可信和有效的 。以1999年張一兵的著作《回到馬克思》作爲文本-文獻學解讀範式的主要標誌,其出場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個背景:

                          第一,打破教科書和原理研究長期非歷史地援引經典作家話語而教條化僵化理解方式 ,恢復馬克思哲學的歷史性質,就是要回到馬克思的原初理論語境 。正如張一兵所說:這一解讀模式就是要還歷史的馬克思本真面貌和原初語境 。“擺脫對教條體制合法性的預設 ,消除現成性的強制 ,通過解讀文本 ,實現中國人過去所說的‘返本開新’” 。與馬哲史相比,啓封文本解讀範式 ,將更加註重文本深度耕耘和意義探索 ,更加關注文本結構、作者心靈、思路的意義 ,更加註重從客觀解釋學“向前進”到“思想構境”的挖掘。

                          第二 ,文本文獻學深化了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文本文獻的版本學、目錄學、編撰學、意義結構的考訂、研究、解讀 。典籍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場和出場的文本載體。正如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所說:典籍所蘊含的思想是理論研究和創新的前提和基礎。隨着理論創新的深化,人們必然會越來越重視典籍考訂和文本研究。典籍研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前提,也是與西方搶奪馬克思主義著作話語權的主要陣地,牽涉到我國意識形態安全  。由於文化和語言的差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化要跨越的“第一道門檻”就是經典文本的中國化 ,沒有“中國化”的文本文獻  ,就永遠受制於人 ,就不可能將馬克思主義變成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的精神武器。因此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時起,就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事業。針對王明等人所犯的以“洋教條”誤導工農幹部和革命大衆的教條主義錯誤,1938年在延安成立了馬列學院  ,設立專門的翻譯部組織翻譯馬恩經典著作 ;1949年,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俄文翻譯局,主要翻譯俄文的經典文獻;1953年,中共中央編譯局正式成立 ,開始系統地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全部著作;改革開放新時代 ,又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編譯和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經過數代中國革命知識分子先驅者的努力 ,特別是中共中央編譯局成立以來的半個多世紀的努力,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編譯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翻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 ;《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中文第二版60卷 ;《斯大林全集》13卷 ;《馬列主義文庫》中文版21種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 ;《列寧專題文集》5卷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二版各4卷;《列寧選集》第一、二、三版各4卷 ;等等。我國已經成爲世界上翻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國家 。全面、系統的翻譯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堅實的文本基礎 ,爲理論創新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思想資源、理論基礎、源頭活水 。

                          改革開放以來,在掌握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解釋的話語權方面,我們還面臨很多挑戰  。雖然從總體上看,我國雖然現在是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國家 ,但與其他有關國家相比 ,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典藏還比較落後 。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原件,三分之二收藏在荷蘭  ,三分之一收藏在俄羅斯(原蘇聯)。缺乏文獻典藏支撐 ,掌握經典解釋權和話語權就失去了基本前提。相關國家專門設立了收藏馬克思主義文獻、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專門機構 。例如,德國的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俄羅斯的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原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比利時的布魯塞爾馬克思研究所、英國倫敦馬克思紀念圖書館 ,等等。甚至日本,其收藏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也遠遠多於我國。它們提供專門的途徑 ,積極培養馬克思主義文獻編譯與研究人才,影響力不斷增強 。國外的各種馬克思主義研究 ,如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後馬克思主義都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做了深入詳細的研究。特別是西方馬克思學目前發展很快,這些學者站在西方的立場,以批評的視角重新閱讀馬克思 ,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獨立的、深入的、細緻的研究 。雖然其研究對消除某些針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等方面有許多啓發的意義 ,但是,他們更多地對馬克思主義提出了質疑和挑戰,並且對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也有很大影響。我國由於缺乏專門的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進行深入研究的人才隊伍  ,在國際上對馬克思主義文本和理論的解釋權和話語權比較弱 ,國家的意識形態安全也受到越來越大挑戰。

                          第三 ,與以往馬克思主義哲學原著解讀模式不同,文本-文獻學解讀模式一開始就是歷史地分析看待文本思想,着眼於出場的變化和差異 ,着眼於與我們今天的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解可能很不一樣的當年馬克思原初語境。所以,文本-文獻學解讀是一個創新地理解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範式 ,而不是“返本”爲了“原教旨主義”,不是爲了“頑強的崇古意識” ,用一個“原版”的馬克思主義來取代前蘇東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在老一輩學者影響下 ,衣俊卿爲代表的中央編譯局團隊、張一兵爲領軍的南京大學團隊、復旦大學俞吾金、北京大學王東、聶錦芳 ,清華大學韓立新等構成了全國文本文獻學研究學者的主要羣體。圍繞經典文本的編譯、解讀和研究,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果 。

                          文本文獻學範是以文本文獻爲對象的多重學術視域的聚焦點。其中至少包括了文本文獻考訂、認識論、文本解釋學三個層面的研究。第一層次相當於傳統的國學中的“小學” ,但是根據文本結構也可以決定文本意義結構的觀點來看 ,“什麼是恰當的文本文獻結構”恰好就在這一意義上決定了“什麼是本真的馬克思主義原意”。認識論研究也在根本上探索馬克思文本的原意。在有沒有馬克思的原意、什麼是馬克思的原意問題上,學界展開激烈的爭論 。客觀主義文本理解論主張文本有不依賴於讀者、甚至不依賴於作者的原意,而讀者的理解有相對性,但是文本原意並不因爲讀者甚至讀者的主觀意圖而改變 。在此,這一主張區分兩種意義的含義:一是文本的原意,二是文本對讀者的意義。文本的原意是相對不變的 ,而對讀者的意義卻是不斷變化的。讀者以自己的時代的前理解構成的主體圖式來解讀對象文本  ,就造成了差異化解讀,這一過程,對讀者來說 ,就不是一個在手過程,而是一個上手過程  。即對讀者說來的生成。張一兵強調“回到馬克思”的原初語境決不是對一個現成在手的文本的打開,而是一個重新解讀過程也是重構過程就是如此之意義 。解釋學表明:解讀文本的結構依賴解讀者的時代視域 ,也就是說  ,有多少解讀者,就有多少種馬克思文本的結構及其文本的意義。張一兵近來還強調從客觀語境走向主觀解讀語境說,因而更加走向當代解釋學 。

                          然而,文本文獻學解讀範式先天地存在着內在的矛盾和困惑 。首先 ,文本樣式有很大的不同,究竟何種文本更能夠代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原意?學界經常爭論的話題是:究竟公開出版的殺青之作還是手稿、筆記甚至札記更能代表他們的思想心跡 ?這難以停留在文本層次上加以判定清楚 ,只有穿越文本背後去看歷史語境的決定性,才能最終達到理解的真實 。其次,文本解讀如果旨在尋找一個原版的馬克思或者列寧,如何與崇古意識做出區分並與當代視野中的馬克思能夠相互一致而不至於拿原版馬克思去批判當代馬克思?從當年馬克思到當代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間距如何彌合?

                          正是對“原教旨主義”或“頑強的崇古意識”的擔心,以復旦大學俞吾金爲代表的學者 ,堅持主張“應當讓馬克思走向當代” ,“馬克思是我們的同時代人”,開創了首先與西方哲學、進而與中西對話的方式激活馬克思的思想資源、保持馬克思的當代生命活力並不斷創新的範式。

                          四、與中西哲學對話:在當代語境中啓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時代意義 

                          然而 ,解讀者不是孤獨的單一主體  。面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文本文獻的,有衆多不同視域的讀者 。差異甚至異質的讀者之間關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文本思想 ,以及文本思想所涉及的時代實踐問題需要展開對話。與各種在場的思想展開批判性對話曾經是當年馬克思新世界觀出場的基本方式之一;今天,也應當合理地成爲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出場的路徑 。對以文本-文獻解讀爲主要路徑而力圖“回到馬克思”所可能包括的放棄對當代重大思想和實踐問題的反思而回到故紙堆的“頑強崇古意識”的擔憂 ,使復旦大學俞吾金教授認爲必須指認“馬克思是我們同時代人” ,應當致力於消滅歷史間距而“讓馬克思走向當代”並在當代實踐和思想語境中創新發展,因此與西方當代思想家展開對話對話,在對話中使馬克思的思想“當代在場” ,就成爲另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研究範式 。

                           

                            對話範式的基本邏輯主要包括以下幾個環節。第一 ,理解的核心環節是把馬克思哲學理解爲一種真理,而不僅僅是一種考古、崇古旨趣 。不能像西方“馬克思學”那樣 ,以所謂“價值中立”的超然態度對原初文本意義做純粹考古 ,而是對一種仍然活的真理思想的理解和闡釋 。因此,馬克思的思想必須超越歷史的間距走向當代,應當將馬克思哲學思想當作一種當代在場、活的思想資源、創新發展的理論。因此 ,重要的不是去面對歷史的過去 ,而是面向當下和未來,看馬克思主義究竟在今天受到那些挑戰,她的思想資源是否還具有“切中時代現實”的穿透力和影響力。第二 ,需要重新審視當代西方思潮的時代性價值 。這一時代性或者當代在場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當代有重大影響的西方哲學家大多深刻地表徵了時代問題 ;二是當代西方哲學又是對這一時代問題的解答。因此 ,展開與西方重大思想家對話 ,進而擴展爲與當代一切中西哲學思想的對話,就成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研究的一種範式 。第三 ,馬克思主義“改變世界”的實踐旨趣強調:只有在解答時代的系列重大問題中,只有在與各種當代在場的思想對話中,才能打磨出犀利的思想光芒,才能成爲時代的思想 。正像當年馬克思思想出場是在批判地汲取德國、法國和英國的古典思想,以及與當時一切形形色色思潮批判地展開對話過程中才能創造性地出場一樣,今日馬克思主義,即當代形態的馬克思主義 ,也需要與當代一切主要思潮對話過程中 ,激活自己的批判思想資源 ,磨礪鋒芒,汲取一切思想合理因素 ,進而重新打造當代形態。

                          對話行動在改革開放之初拉開序幕。在打破幾十年相對封閉的思想禁錮之後 ,西方思潮紛至沓來,各種譯著、包括編譯論著紛紛問世 ,讓長期封閉、自說自話的中國學界受到外來干涉思想的大挑戰 ,雖然在“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存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現象學與馬克思主義”、“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等等一系列話題上展開了多重視域的對話,但由於當時的學界對陌生的西方思潮大多缺乏深入理解,被動應戰 ,因而對話大多采取簡單化方式 ,拒斥多於分析,批判甚於論辯。這一遭遇性的對話,象徵意義大於學術意義,不過也留下了許多值得注意的問題和寶貴經驗教訓。

                           

                          20世紀90年代末,學界“思想退場”、“學術登場”,隨着一大批海外留學人員的紛紛回國 ,學界通過譯叢大量、系統翻譯出版了西方哲學名人名著,許多學者大量赴海外參加各種學術交流活動 ,使學界更加深入地瞭解國外各種思潮,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學”的若干前沿動向 。其中 ,學界關注的焦點,也逐步地前移到對後現代思潮的關心和關注。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黑龍江成立了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  ,與後現代爲主體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和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展開了多向度、多層面的對話 ,編寫了《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和《馬克思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等。復旦大學俞吾金、吳曉明、陳學明等人率領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隊發揮“海派”學術優勢 ,治學兼有貫通西方學術與馬克思主義兩者的特點,率先全國成爲開展馬克思主義與當代西方哲學、特別是與海德格爾生存論哲學、杜威的實用主義深層對話基地,將馬克思的哲學革命與上述哲學家的哲學革命之間的異同關係做深度對比分析 ,得出了一系列令學界高度重視的結論。然而,對話行動的深入展開難免受到起始點——西方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嫁接在某種西方思潮基礎之上而形成的種種怪胎如將弗洛伊德與馬克思主義嫁接而成的弗-馬主義,“以海解馬”及“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人道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後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及“後馬克思主義”的困惑和影響。的確,當代西方思潮中具有時代問題和時代解答兩個合理方面。拒絕汲取是不對的 。它們雖然不是時代精神的精華,但是時代精神的表徵,時代問題的表現  。與它們的對話,可以激活馬克思主義的時代精神本質。但是,馬克思主義對話於西方哲學和西方思潮主要是爲了創建當代在場的馬克思主義,決不能僅僅靠將西方的或者東方的思想簡單嫁接到(拼貼)到馬克思主義身上就認爲萬事大吉。恰好相反 。馬克思主義的對話需要榨取合理思想內容,而炸燬形式 。對話是圍繞時代問題而展開的,是作爲時代精神的精華與時代精神的表徵之間關於時代底板的問題之間的對話 。而檢驗這一對話的標準不在於對話雙方,在於對話必然圍繞的時代實踐和歷史底板本身 。以羅蒂爲代表的後現代哲學強調打破單一話語的獨白,強調多元思想、多元話語之間的對話,但是卻反對有真理性的標準——時代實踐的客觀底板。因此,取得共識只是多元主體間的相互協調與合約,但是決不等於符合底板的真理 。因此 ,如果僅僅是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哲學或西方哲學對話,藉此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則需要對時代實踐這一問題的底板有深切的理解和準確的把握。一切哲學都應當是問答邏輯。因此,從對話創新範式走向反思的問題學範式則勢在必行。

                          五、反思的問題學:以問題爲中心的創新反思

                          對破除教條主義的新路徑探索直接導致了“反思的問題學”範式的出場,其思想首先源於馬克思的哲學革命傳統。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以“感性人的感性活動”即實踐爲新唯物主義的原初基礎,在徹底顛覆了抽象思辨的唯心主義和訴諸感性直觀的舊唯物主義的形態哲學和體系哲學之時 ,就更深刻地反思和批判了舊哲學的提問方式和問題本身 。在這一方面,馬克思既顛覆了“問題的形而上學”,又消解了“資本拜物教”意識帶來的“問題的實證主義”,進而在“改變世界”的實踐觀基礎上形成了“反思的問題學”視域。

                          “反思的問題學”範式有三個基本特點 。第一  ,以問題爲中心展開的哲學研究。從“問題中的哲學”到“哲學中的問題”。任何理論都是問答邏輯 。強烈的“問題意識”一直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生命力所在。爲了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馬克思恩格斯始終作爲革命家關注關心一切時代的、階級的、各國的革命運動中的重大實踐問題,而主張“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一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和任何在內容上是正當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有着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  。因此 ,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 ,而是問題” 。 “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 ,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 。”當代馬克思主義必須解答新全球化問題。深刻反思以知識經濟爲主導的新全球化時代對全球生產方式的深刻變革、知識資本化成爲全球主宰、重寫現代性、全球格局變化、多元文化衝突等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場性的當代挑戰 ,應當成爲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出場的主要場域 。成爲時代反思的問題學  ,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在場的主要方式。

                          第二  ,反對“問題的實證主義” , 根本改變提問視域和提問方式 ,根本轉換問題和問題域 。強調對問題做深刻的反思批判 ,或將問題解構到本質批判的高度 。因爲 “問題的實證主義”的提問視域就是一種舊唯物主義的“感性直觀”,它不加分析和批判地從現實生活的表象中截取矛盾的片斷,將深刻的本質矛盾變成顛倒的片面環節,並使之成爲哲學問題。因此,“問題的實證主義”本質上是一種資本拜物教 ,因而是在資本化的物質世界中充當遮蔽生活本質的“物化意識” 。現象與本質之間往往採取顛倒的方式存在着 ,這一顛倒不僅是異化,而且就是資本問題的存在方式。因此 ,馬克思深刻地強調:如果現象與本質完全一致,那麼任何科學都會變得多餘。對社會經濟分析,既不能用化學試劑也不能用顯微鏡,而是要用“抽象力”  ,即科學反思。因此,批判地反思來自現實表象的問題,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構成了“反思的問題學”。這恰好是馬克思的問題視域和提問方式。

                          第三,反思的問題學是理論創新的範式 。“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生活不斷提出問題,引導哲學打破教條 ,重新反思問題、解答問題,因而就可以不斷引導理論創新。問題學視域是破除教條主義的利器 。一切教條之所以成爲禁錮思想、僵化思維的教條,就是在於專注於理論、文本本身而脫離問題,因而脫離實際、脫離時代 。問題視域打破以往的範式壁壘 ,成爲引導理論走向世界、走向時代、走向實際的主要路徑。通過鮮活的問題研究而創新理論 ,不斷把現實問題轉換爲理論問題 。

                          然而,反思的問題學方式針對的問題可能產生兩個最爲重要的偏向。第一 ,問題反思在超越一切學科壁壘的同時也可能造就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學術脫域化和零碎化。反思的問題學範式在破除教條主義、僵化思維過程中如何重新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創新而不僅僅是問題的解答,問題與問題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不能完全展現一個完整意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第二,反思的問題學在解答問題過程中包括哲學但決不限於哲學視域 ,因而其多學科知識特點使問題解答在轉化爲“學”的過程中可能大多沒有上升到哲學反思的高度 。“問題”在思考的頭腦中發生中途“短路” ,沒有上升爲“哲學中的問題”而就在具體科學層次上回到實踐 。因此,“反思的問題學”研究範式呼喚領域哲學或部門哲學的研究 。觸及到各重大實踐領域 ,如果要擺脫感性直觀而做深度的理論反思,則至少需要上升到部門哲學或領域哲學的層次 ,將實踐反思、問題反思從問題中的哲學上升爲哲學中的問題。

                          六、領域創新:把握時代脈博的實踐哲學探索

                          通過領域創新路徑來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成爲反思問題學的必然邏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體實踐路徑的開拓研究 ,引發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知識的對話,就形成了各種領域哲學和部門哲學的研究範式。發展哲學、經濟哲學、政治哲學、文化哲學、社會哲學、生活哲學、管理哲學、軍事哲學等等哲學新領域、新部門的開闢,標誌着“反思的問題學”進入多樣化的學科系統 。一個領域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某一類部門實踐的系統總結和整體反思,因而帶有理論與實踐之間中介的特徵  。它是“反思的問題學”的昇華,更鮮明地表徵着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的特點 。各種部門哲學的“小體系”理論的邏輯指向是一致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要重新擺脫“理論哲學”的形態,而轉向實踐世界。實踐哲學走向 ,經過反思的問題學範式 ,進而必然走向部門哲學或領域創新之路。

                          領域創新研究最早由中國人民大學李秀林教授生前所倡導、推動,旨在破除當年前蘇聯僵化教條的教科書原理體系的理論哲學的路向,服務、服從於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大局,出現了部門哲學的路徑探索 。“改革的哲學、哲學的改革”、“現代化的哲學、哲學的現代化”的精神構成了全部哲學變革的主要宗旨。聚焦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重大領域中的時代問題,以研究中國現代化發展問題爲主旨的發展哲學,以研究現代化管理問題爲中心的管理哲學,以“經濟建設爲中心”而展開的經濟哲學,以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爲中心的政治哲學 ,以社會變革和社會建設爲中心的社會哲學 ,等等,應運而生 ,成爲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注現實、走向實踐、研究時代的主要方式 。

                          領域創新作爲一種研究路徑和範式  ,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徵。第一,研究對象的專門化和部門化 。與原理研究的廣泛性和普遍世界觀不同 ,領域研究專屬某一部門和領域,專門研究某一領域的特殊本質和特殊規律,但是又將哲學的普遍原理貫穿其中並加以具體應用 ,既深度探索領域內的特殊問題,又同時檢驗一般原理的真理性 。發現問題,既可能在領域的特殊限度內加以考察,更不斷及時地反思一般原理問題。而這一專門化和深化 ,就較爲充分地發現了對象領域中獨特的社會關係和本真存在,將一般原理很難涉及或過於簡略的話語充分地展開 ,形成關於這一獨特對象的系統闡述理論。政治哲學、發展哲學、經濟哲學尤其深入。不僅形成了關於對象領域特殊本質和特殊規律的理論描述 ,而且深入地考察了政治發展、發展方式、財富本質等重大實踐話題。將實踐反思更爲具體化、系統化和學科化 。第二  ,更深入地在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邊界上把握學科的研究性質 。領域哲學或者部門哲學始終是介於哲學通向具體科學最前沿、最貼近的交叉點上,在一種帶有雙重領域溝通信息的思想邊界上行走,這一邊界既不斷汲取來自鮮活實踐的具體前沿科學的全部問題而叩問哲學 ,又不斷汲取哲學反思的穿透之力而給予具體科學問題以哲學之悟 。邊界的相互溝通成爲領域哲學創新思維 ,可以挾實踐經驗以資哲學 ,而以哲學之思指導實踐 。

                          以領域哲學或部門哲學爲路徑的研究範式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葉到90年代中期 ,在“應用哲學”名義下,管理哲學、政治哲學、經濟哲學、發展哲學、文化哲學、社會哲學等等應運而生 ,呈現一種初創搶灘的態勢 ;普遍的特點是領域新穎、深度不足、創新不多。第二階段,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 ,全面借鑑西方相關領域的思想、通過第二代學者的崛起而轉換問題 ,成爲深化理論的契機。深入的專題研究代替了以往大而化之的體系構建。如上海財經大學的張雄教授團隊所開展的經濟哲學研究 ,從貨幣哲學入手  ,進展到資本批判 ,進而再行進展到財富哲學研究,步步深入 ,形成了國內經濟哲學研究的演化邏輯。南開大學陳晏清、王南湜團隊領銜的政治哲學,從社會領域的分化到政治權力的公共性,再到正義論主題的開拓,形成了國內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新思路 。衣俊卿教授主持的黑龍江大學的文化哲學研究  ,從國外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到國內文化現代性問題的深入,再到文化歷史觀的昇華  ,形成了一系列沿着文化主題研究重新構劃歷史觀的創新路徑。第三階段是2005-2010年,隨着《中國社會科學》每年主辦的馬克思哲學論壇主題的步步深入,“政治哲學”、“經濟哲學”、“發展哲學”等主題日益與“中國問題”和“中國道路”相結合 ,大大深化了研究主題 ,拓展了視域,形成了自己的話語體系。此外  ,“空間生產”、“價值哲學”、“軍事哲學”研究等等都取得了新的突破。

                          七、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掘本土思想研究的創新範式

                          作爲一種研究路徑和研究範式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下簡稱“中國化”),毫無疑問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過程中方法論自覺和反思的產物 。毛澤東同志在《反對本本主義》、《實踐論》、《矛盾論》等一系列著作中既全面開啓“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形態——毛澤東思想的同時 ,就開拓了“中國化”的研究範式 。在前無古人的改革開放新的偉大實踐中,“中國化”不僅形成了理論的最新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且也深化了“中國化”的研究範式 。在某種程度上 ,提出一種研究範式,比提出一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形態更深刻、難度更大。它不僅要求面向中國問題、基於中國經驗、堅守中國立場,而且要求深度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實踐路徑和文化路徑  。

                          改革開放以來 ,承接着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九十多年來一直倍受爭論的傳統問題 ,即何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始終是學界關注和討論的焦點。就“實踐路徑”而言 ,就存在着秉持“中國話語”、“中國問題”、“中國立場”和“中國視域”等各種意義的“中國化”。“中國化”曾經就等於“中國話”,而“大衆化”就等於“大衆話” 。也就是說,早年中國的覺悟知識分子一方面行普羅米修士之徑盜火於人間,將原初西方語境中的操持西方語言的馬克思主義話語翻譯、介紹到中國 ,用中國話、大衆話(《大衆哲學》)來介紹馬克思主義,就是中國化 。進而,“中國化”等於針對“中國問題”的“有的放矢”  。將中國話的馬克思主義用來分析、觀察、研究中國的問題  ,作出解答 ,這就是援引西方話語的馬克思主義原理之“矢”射中國問題之“的”。中國問題具有本土特色 ,已經不再是西方實踐的簡單平移,因此馬克思主義原初出場的理論結論存在着差異 。問題語境的轉換使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差異甚至矛盾 。這一矛盾成爲促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生點。然而 ,基於西方立場和視域的知識分子  ,依然將文本理論結論當作是一成不變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範式,希望將中國問題剪裁進西方原初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固有框架結論中。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在起初階段是完全違背本性地顛倒的 。理論成爲“普遍真理”之光,而實踐卻成爲被普遍真理之光照耀並有待理論穿透的對象,處於被剪裁、被審視、從屬的客體 。然而,理論文本與實踐的日益衝突和矛盾促使關係翻轉:實踐重新被看作是理論的來源和基礎 。毛澤東《實踐論》解決了兩者的關係問題,宣佈實踐是認識(包括理論)的唯一源泉 。進而 ,從中國立場、中國視域來審視中國問題而產生的中國化的理論,本質上就是指認“中國化”不是源於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話語在在中國的跨界平移,而是在中國語境當中重新出場的馬克思主義 。因此  ,新時期“中國化”就圍繞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如何出場的路徑研究而展開的。陶德麟先生領銜、何萍、汪信硯教授爲骨幹的武漢大學團隊,秉承李達先生思想傳統 ,圍繞“中國化”“實踐路徑”的深刻含義做了深入探索 。

                          從革命、建設轉向改革和發展的主題,成爲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主題。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就是“發展哲學” 。以改變世界爲己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哲學,實踐主題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 。因此,關於“發展哲學”、“科學發展觀”研究 ,在這一方面 ,中央黨校楊春貴、韓慶祥等教授所闡發的中國化意義獨樹一幟 。

                          他們重新反思“時代化” ,指出當代重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要求重新瞄準當代中國“正在做的事情”爲中心的實踐,創造能夠指導改革發展這一創新實踐的本土創新理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當代形態,就不是“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也不是過去時的中國化 ,而就是馬克思主義對當代中國發展實踐做深度理論穿透的馬克思主義 。

                          當然,在衣俊卿教授看來  ,中國化並不意味着問題視域僅限於中國 。因爲中國格局始終是全球化的世界分工造就的 。因此,中國化既要有中國問題 ,更要有世界眼光 。國內外馬克思主義的比較研究始終是中國化研究範式的內在要素。只有深入理解國外馬克思主義 ,才能更完整準確地理解中國化特點  。

                          從“文化路徑”來看,中國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始終是理論界頗爲糾結的話題 。新儒學的許多學者 ,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特別是毛澤東思想的某些言論納入新儒學範疇 ,中國化就等於“儒學化” 。相類似的觀點還有“新道學化”、“新佛學化”的等等 。反對這一觀點的學者如陳先達教授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徹底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共產黨宣言》中“兩個決裂”的觀點依然是有效的 。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之間,另一種意義的中國化則認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是大量汲取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因素的產物。許全新教授認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形態也是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真正的繼承者和當代形態 。另一些學者則指出:除卻西方三大理論來源之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有自己的本土文化來源 。從本土文化思想資源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經歷了從空想到科學的轉變 。我們既不能把科學仍然當作空想的當代形態,也不能割裂兩者之思的內在關聯。

                          重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爲一種研究路徑和範式 ,當然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中國實踐主題的重大轉換,從革命到建設 ,再到改革和發展,特別是科學發展觀 ,需要用創新的思想指導創新的實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成功走出了“中國道路” ,顯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爲一種研究範式,主旨在於創造一種與“中國道路”相匹配的“中國思想”和“中國價值” 。

                          然而 ,中國化一直是與“特殊化”本土語境對應的 。“中國特色”的前提是世界的普遍化真理在中國特殊國情中的特殊應用。問題在於是否存在“普世真理”和“普世價值” ,如果存在 ,那麼由誰掌握話語權。在“世界走向中國”的時代  ,毛澤東等那一輩人撰寫《矛盾論》是爲了闡釋一個具有國情特點的中國特殊矛盾結構  ;而“中國走向世界”的時代“中國思想”和“中國價值”將注重中國經驗的普適性甚至普世性  。“後中國特色”時代的“中國化”將來臨。在這一意義上,“中國化”將有不同的含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意味着爲世界創造一個以中國道路爲藍本、可資世界借鑑的馬克思主義。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範式依然存在着更大的拓展空間 。

                          八、出場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時俱進的研究邏輯

                          追問思想出場與歷史語境之間的依賴關係,將思想出場的邏輯看作是歷史語境重大變化的必然產物,這就需要召喚“出場學”。我們需要在教科書改革或原理研究中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形態” ,但是這一當代形態賴以建構的歷史構境未能瞭然、形態對於歷史的關係未能瞭然  ,我們的任何形態話語都失去了時代的合法性。恩格斯指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 ,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對形態賴以出場的歷史語境和前提基礎加以深刻批判和考察,使我們面對出場學。當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範式僅僅描述思想史邏輯 ,那麼追問思想背後、思想賴以建構的歷史基礎的或缺就成爲出場學反思的對象。當“回到馬克思”的解讀視域僅僅迴歸到當年馬克思的文本-文獻學層面時,出場學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穿越文本文獻背後而深度解釋產生文本的歷史本身 。當以馬克思的名義與西方哲學展開對話而推進理論創新時  ,出場學依然可以召喚歷史實踐底板以作爲評判對話的真理標準 。“反思的問題學”、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領域創新在關注重大現實的哲學解答時,出場學要求將思想出場的邏輯與歷史變遷的邏輯關聯,將“詞與物”、思想與歷史、哲學與時代構成一個具有關聯場域的解釋系統  ,從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創新機制。從“出場”角度研究馬克思主義在時代和空間的語境中在場的可能性 ,“出場學”就是闡釋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機制的哲學範式。它對“出場的歷史語境(出場語境)”、“出場路徑”與“出場形態”三者做辯證關聯分析 ,核心要素就是兩個對應概念:“出場”與“差異”。研究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我們可以發現:存在着兩個相互對應的闡釋循環:第一 ,“出場”與“在場”的循環 ;第二,“同一”與“差異”的循環。兩個循環是出場學辯證法的集中表現 。在這一意義上 ,闡明兩個循環,就闡明瞭出場學的本質,進而闡明瞭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創新機制 。

                          “出場”一詞源於舞臺表演藝術。在哲學闡釋的語義分析中 ,“出”是擺脫被遮蔽狀態而“進入”某一特定場域中的行動。 “場”也不是一個通常劇院的臺場 ,而是人類歷史的宏大舞臺  。“出場”也因此而成爲人類親臨歷史舞臺的現身行動 。“出場”是一種“未在場者”向“在場者”身份轉變的謀劃  ,是一種“不在場”狀態向“在場”狀態的轉變 ,是在特定歷史場域中的“親臨”和“現身”。人類既是歷史的“劇作者”又是“劇中人”,由何種主體(“出場者”)與思想扮演主角在特定歷史場域中出場  ,一直成爲“創造歷史”的關鍵 。

                          “場域”是出場行動(實踐)所造就的一定的歷史構境。承載“構境”的首先不是思想 ,而是歷史。思想構境不過是歷史構境的解釋學表現 。我們需要研究:造就當年馬克思的哲學世界觀出場的歷史場域即在社會中佔據主導地位的資本全球化的大工業生產方式本身 ,如何使新的歷史“出場者”——大工業無產階級產出自己的頭腦:“一個幽靈 ,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 。同時,“出場”總是依賴於一定的“出場路徑”——160年前 ,德國的“正義者同盟”轉變爲“共產主義同盟”,藉助於這一工人階級政黨的綱領性文件問世的路徑 ,《共產黨宣言》宣告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幽靈”的原初出場,引起“神聖同盟”的無比恐慌與竭力驅逐 。隨着歷史語境的變遷 ,總是採取不同的“出場形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宣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作爲制度性現實形態的出場 。因此 ,“出場”是在一定的“場域”中、選擇一定的“出場路徑”而形成一定“出場形態”的行動過程 。與“出場”相對應 ,“缺場”既可能源於“從未出場”,也可能源於“退場” 。蘇東劇變與社會主義制度遭受挫折,導致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的“當代退場”。福山在《歷史的終結》狂熱的話語中大聲宣告:“馬克思已經死了,共產主義已經滅亡 ,確確實實已經滅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話語、它的理論以及它的實踐 ,也隨之一同灰飛煙滅 。” 神聖同盟希望就此宣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永遠“退場”,“自由思想已無可匹敵”,歷史已經終結。誰還在場?誰是在場者?福山宣告作爲自由民主的“最初的人”定格爲永久佔據歷史舞臺的“最後的人”。那麼,“馬克思主義向何處去?”在著名的《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中 ,德里達追問:面對一個時代的挑戰,“馬克思的幽靈”還要不要出場、怎樣出場 ?回答是肯定的。在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中  ,馬克思對資本批判的思想幽靈又重新“出場”,並以成功抗擊危機的“中國道路”形態在場 。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出場”是對時代場域、歷史語境的重新識別和認同  。隨着資本全球化形態的創新,新全球化時代對舊全球化時代的替代,歷史圖景發生了重大變化 ,需要有對當代資本全球化做深刻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隨着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等中國重大實踐主題的轉換,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需要創造一種新的出場形態——發展哲學。以“改變世界”爲理論旨趣的馬克思主義 ,應當聚焦當代世界和中國一切重大的時代問題,以形態創新填補當代理論“空場”  。“空場”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局部“缺場”,需要馬克思主義堅定地出場。鎖定領域 ,將某些重大時代領域排除在馬克思主義言說與行動的空間之外 ,本身就是一種僵化 。除了“偏見”或“誤解”之外 ,“空場”的產生或是因爲時代變遷導致馬克思主義與時代問題的“某種脫節”,或者是因爲時代主題的轉換使當年馬克思僅具有的原則意見(如生態觀點)需要拓展爲一個當代的完整理論 ,或是因爲原有理論需要轉化爲一種出場的實際行動 。 “空場”感是一個時代的信號 ,表明當代問題對於馬克思主義當代出場的神聖召喚  。“空場”先天地創造了馬克思主義出場的必要性,而出場行動則是將必要性轉變爲在場的可能性  。

                          “出場”超越“在場” ,不是原有在場狀態的重複和複製,而是整個場域結構的重新設計與意義重構 。因此,每一次出場都具有獨特的個性 ,因而是差異。創新始終是一種創造差異的出場行動。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出場,就是走向創新的差異之途 。

                          九、多元創新範式的總體圖譜:路徑叢林與相互作用

                          深描多元創新範式的總體圖譜 ,旨在以範式創新同步推動理論創新。爲此 ,需要關注以下三點。第一,範式創新與理論創新之間的關係 。範式創新始終成爲理論創新的路徑  ,因此兩者表現爲相互纏繞的雙軌線  ,而不是兩相脫節的在場 。第二 ,範式多元性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整體性之間的關係。每一種範式都有其獨特深刻的研究視域,然而是 “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而要整體表達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圖景  ,就需要多種研究範式之間的互補。“無影燈之所以無影,是因爲它的光束來自各異的角度” 。第三,範式視域需要相對穩定,但決不能僵化,需要隨着理論創新而不斷髮展。目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範式尚屬初步形成 ,雖稚嫩卻充滿活力 ,學術包容力和發展潛力很大。“範式”如果持續地要成爲拉卡託斯所說的“進步的科學研究綱領”  ,那麼,它就必須具有持續的內在“自反性”,不斷改玄更張而自我更新  。爲此 ,倡言研究範式就有百利無害。第四  ,學術發展的“中國圖譜”與“世界圖譜”的關係 。雖然“中國圖譜”的出場意味着最終要與“世界圖譜”在對話、對接中融爲一體,然而理論創新的“中國道路”將日益成爲引領“世界圖譜”發展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