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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範式研究的新進展(吳昕煒)

                  發佈時間: 2013-12-14    文章作者:     瀏覽次數: 167

                  中國學術界明確地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爲研究對象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了 。20多年來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並且逐漸形成了自身的獨特範式。隨着研究的不斷深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若干理論和歷史問題得到充分討論,其範式本身也得到學術界的高度關注。2012年 ,這方面的研究又獲得新的推動,除大量論文和研究著作面世以外 ,學術界還積極開展了相關的理論研討 ,例如全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在江西井岡山召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理論研討會 ,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各個方面均進行了細緻梳理 。這些情況表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已經成爲當今中國學術界的重要議題。在這一背景下 ,本文擬結合最近幾年,特別是2012年以來的研究成果,從回顧與反思、問題與路徑以及當代世界進程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等三個方面總結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範式研究的新進展。

                  一、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回顧與反思

                  作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偉大實踐的哲學理論形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使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明的精華相互融合,既是當代中國社會改革與發展的理論先導 ,又是中國道路探索進程的經驗總結。近年來,學術界從多個角度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進行了回顧與反思,這些回顧與反思不僅構建起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範式研究體系 ,而且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指明瞭合理的未來走向 。

                  首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範式研究體系的構建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爲一種研究範式,是通過反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創新過程的方法論而產生的。這種研究範式的產生 ,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同時又具有深刻的時代背景 。學術界在認真總結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歷史過程的基礎上 ,明確提出要在新時期加強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範式的研究。例如,任平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範式稱爲“開掘本土思想研究的創新範式”,認爲這一範式的提出在某種意義上比理論形態的提出更爲深刻和重要 ,因爲它不僅要求面向中國問題、基於中國經驗、堅守中國立場,而且要求深度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實踐路徑和文化路徑。所謂“實踐路徑”  ,指的是在處理理論與實踐關係時,實踐應被看作是理論的來源和基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不是源於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話語在中國的跨界平移 ,而是在中國語境當中重新出場的馬克思主義。因此 ,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應圍繞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如何出場的路徑研究而展開。我們在當代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問題就是要重新瞄準以當代中國“正在做的事情”爲中心的實踐 ,創造能夠指導改革、發展這一創新實踐的本土創新理論。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當代形態既不是“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也不是過去時的“中國化”,而是對當代中國發展實踐作深度理論穿透的馬克思主義。所謂“文化路徑”,指的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過程中要處理好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目前 ,在這一問題上存在三種觀點:第一種是儒學化的觀點 。新儒學的許多學者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特別是毛澤東思想的某些言論納入新儒學範疇 ,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看作是儒學化。第二種是反對的觀點,認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就是徹底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第三種是折中的觀點 ,認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也是大量汲取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因素的產物 ,它也有自己的本土文化來源。不論從哪個角度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都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歷程中成功地走出了一條中國道路。作爲研究範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就是對這一道路的總結和反思,其作用就是創造與之相匹配的中國思想和中國價值。這也意味着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不僅只具有理論的特殊性,而且還具有理論的普遍性,能夠創造出一個以中國道路爲藍本、可資世界借鑑的馬克思主義。

                  其次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內在動力與未來走向的研究。當前,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問題的討論在學術界正如火如荼地開展。以往的研究已經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 ,馬克思主義哲學區別於傳統哲學就在於它揚棄了對抽象的形而上學思辨世界的迷戀,回到了“現實生活世界” ,而推進和深化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關鍵在於尋求到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當代中國人現實生活的內在結合點。今天 ,當這一問題重新被討論的時候 ,學術界提出要進一步在探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真實動力和開掘其重要生長點等方面加強探索 。例如 ,賀來認爲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生長點和真實途徑是批判性地反省我們生活中現實的和潛在的抽象化力量 ,探求超越這種抽象化力量的支配和控制,並在此過程中,努力追求我們理想的美好生活 。他將當代中國人現實生活中的抽象化力量總結爲兩種:一種是“行政權力” ,一種是“資本邏輯”,認爲這兩種抽象力量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是內在糾纏在一起的。“權力”與“資本”相互利用和相互轉化,一方面“資本”利用“權力”使自身獲得遠遠超越單純的市場競爭所獲得的利益  ;另一方面“權力”則通過與“資本”的交易來使自身獲得額外的回報。這種相互利用和轉化,在社會學的意義上,是社會生活中種種“權錢交易”的腐敗行爲的根本原因;在政治學的意義上,是“權力精英”與“經濟精英”的結盟,生成社會的“權貴特權階層”並因此導致社會的種種“不公正”現象;在哲學的意義上 ,是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這兩種社會生活中最爲重要的“操舵媒介”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這二者的相互結合所形成的支配力量,深刻影響着我們中國人的現實生活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要在當代獲得真實的動力就必須發揮馬克思主義哲學直面統治人的抽象力量的反省批判精神,清醒地對之進行深入分析和解剖 ,並以此推動我們對自身生存狀態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認識。這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使命的內在要求 ,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意義之所在 。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將產生巨大的思想上的說服力、情感上的吸引力和道義上的感召力,並因此而確證自己在中國人生活和中國社會的存在意義和價值 。

                  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問題與路徑

                  20多年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始終是圍繞着回答中國問題、探索中國道路而進行的。隨着時代的變遷,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所關注的具體問題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 。近期 ,學術界對此進行了認真總結,並在此基礎上從若干方面開闢了新的研究路徑  。

                  第一是明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代中國的發展轉向問題 。郝立新將這一轉向的特徵歸納爲以下四個:一是由以往的倚重體系意識轉向更加重視或突顯問題意識  。越來越多的學者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中關照現實,聚焦理論與實際中的問題。二是由過去單純關注革命和批判的革命哲學或單純關注建構的建設哲學 ,轉變爲主張批判與建構並舉的發展哲學  。三是由過去較多地關注唯物史觀對社會歷史發展一般規律和總趨勢的把握轉變爲對社會歷史的“宏大敘事”與對日常生活的“微觀分析”相結合。四是由過去偏重科學認識轉向科學認識與價值認識的統一。在這些特徵中 ,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所實現的由鬥爭哲學向和諧哲學轉變進行了具體考察。關於兩種哲學的轉變,馮友蘭在晚年曾有過論述:“任何革命都是要破壞兩個對立面所共處的那個統一體 ,那個統一體破壞了,兩個對立面就同歸於盡 ,這就是‘底’ ,革命到這個程度就‘到底’了 。……革命家和革命黨 ,原來反抗當時的統治者,現在轉化爲統治者了  ,作爲新的統治者 ,他們的任務就不是要破壞什麼統一體,而是要維護這個新的統一體,使之更加鞏固 ,更加發展 。這樣 ,就從‘仇必仇到底’的路線轉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線 。這是一個大轉彎 。在任何一個社會的大轉變時期 ,都有這麼一個大轉彎。”在這裏  ,馮友蘭提出的大轉彎就是從鬥爭哲學向和諧哲學轉變的過程  。他當時的判斷是:共產黨只是一個革命黨,只會堅持鬥爭哲學,不會轉向和諧哲學 。但是 ,在他去世之後 ,黨就提出了構建和諧社會、建設和諧文化的任務 。當然,從鬥爭哲學向和諧哲學轉變的問題並不是改革開放以後纔出現的 ,它涉及到對兩種哲學的理解 ,需要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態辨析  。對此 ,毛衛平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應分爲基本形態與時代形態 。所謂基本形態,是指具有爲馬克思主義哲學所獨有而區別於其他哲學的基本特點的形態 。所謂時代形態  ,是指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都是基本形態與時代形態的統一 。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形態  ,鬥爭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曾經的時代形態,和諧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今天應有的時代形態 。在從鬥爭哲學向和諧哲學轉變的過程中,堅持社會和諧、科學發展已經成爲一項緊迫的共同使命。

                  第二是澄清了西學東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之間的關係。學術界通常所說的西學東漸,主要是指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近現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理論和學說 ,特別是近現代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和哲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 。這種意義上的西學東漸,客觀上爲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 ,並由此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歷史前提。正因爲西學東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歷史前提 ,並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理論目標的實現和理論功能的發揮的一個必要條件,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 ,沒有西學東漸就不可能出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不深入研究西學東漸及其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關係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以往,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一個不足之處就是對西學東漸研究過少 。在近年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中 ,學術界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 ,開始將探索的目光投向西學東漸一百年多來的歷史 ,並對西學東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關係作了一些探討。例如 ,關於西學東漸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傳播的推動作用,關於西學東漸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各種西學的思想交鋒 ,還有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學之間的歸屬關係等問題都得到了學術界的討論 ,加深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解。在總結這些討論的基礎上,汪信硯進一步澄清了兩者之間的關係:西學東漸不僅客觀上促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歷史前提,而且引發了中國哲學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重大變革,推動了中國哲學從古代傳統向近代傳統的轉變,從而使得最初在西方哲學傳統中產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可以通過中國化而對接上中國哲學傳統和轉化成中國哲學,並由此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在中國現代哲學的建構中發揮積極的主導作用提供了可能 。但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西學東漸之間的密切聯繫絕不意味着它是西學東漸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本身並不屬於西學東漸的範疇 。這是因爲,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人們通常所說的各種西學具有不同的理論本質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西學東漸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社會性質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西學東漸具有不同的結果和社會效應。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和西學東漸之間的區別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可以中國化,而各種西學從總體上看卻只能“在中國” 。

                  第三是擴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研究視域  。爲了克服以往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視域狹窄的不足 ,學術界除了確立起“中國視野”和“世界視野”以外,還從人物研究和民族哲學研究等視域對此加以補充 。

                  在人物研究方面,馮契和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中的地位及作用受到重視 。例如  ,關於馮契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關係問題 ,新世紀初即有學者提出要關注馮契對重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探索,近期 ,學術界對馮契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做出的獨特理論貢獻進行了細緻梳理:早在20世紀30年代,馮契就開始思考知識與智慧的關係問題,並選擇實踐唯物主義辯證法作爲解決這一問題的理論指南,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構建起“智慧說”哲學體系 ,馮契用一輩子的學術實踐實現了他沿着實踐唯物主義辯證法的路子前進、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哲學追求。馮契所建構的以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爲主體、以“邏輯思維的辯證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爲兩翼的“智慧說”哲學體系,在充分吸取中國傳統哲學和西方哲學的積極思想成果的基礎上 ,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進行了創造性的闡發,深化和拓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歷史上寫下了極具個性特色的篇章  。據此,汪信硯認爲 ,認真研究和系統總結馮契所做出的獨特理論貢獻,對我們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深化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有積極意義 。關於恩格斯研究 ,學術界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對恩格斯哲學及其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構建過程中的影響進行了探討。例如,在宏觀上,朱傳棨系統地研究和闡述了恩格斯世界觀的形成、他爲創建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作出的貢獻 ,對唯物史觀、科學社會主義、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理論和貢獻 ,恩格斯與《資本論》的創作與出版,特別是在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史的研究,對唯物史觀的重大補充、完善和發展所作出的貢獻。這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對恩格斯研究都有重要的價值 。在微觀上,馬天俊以20世紀60年代以來3種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爲主要對象,從引用統計的角度具體探討了過去約半個世紀裏 ,恩格斯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權威表述中的地位。他認爲 ,恩格斯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中的經典地位很重要,無論哲學教學還是學術討論 ,他都常被徵引 。從引用統計的角度看,在統計基礎上具體呈現的恩格斯諸多著述可以明確其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構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經由引用進入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這一過程中所實現的語境轉化的情節 ,又產生出“取義修辭學”的問題,需要我們在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時加以注意。

                  在民族哲學研究方面 ,從少數民族哲學視域切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成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一個重要補充 。在近現代中國哲學轉型的歷史進程中 ,中國各少數民族因各自的歷史起點不同而走過了不同的歷史進程。這一歷史進程體現了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家對“中國向何處去”問題的哲學思考 ,不僅是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而且是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城市與鄉村的多重衝突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接受,爲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作出了貢獻。以往 ,這方面的研究並沒有引起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的重視。最近,學術界對此加以更多關注,開始從少數民族哲學個案研究的角度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問題 。例如,蕭洪恩以土家族近現代哲學轉型爲個案,對中國少數民族哲學視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進行了研究。他認爲  ,土家族深居於中國內陸腹地的湘鄂渝黔邊區,既相對封閉又相對開放 ,民族自性強而又善於吸納先進文化,傳統文化積澱厚實而又不保守 ,在適應全球性現代化運動的中國化與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全球化方面有相當的歷史文化基礎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在邊緣與中心、民族性與時代性的選擇中 ,土家族始終都在爲民族生存而探索由邊緣走向中心、由野蠻走向文明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統一的發展之路 ,因而能夠在近現代全球性現代化運動中,既傳承和闡釋了本民族的傳統文化 ,又接受和闡釋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內的近現代西方哲學 ,是中國哲學現代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

                  三、當代世界進程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在經濟全球化與“複雜現代性”的境遇中,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並不孤立存在 ,而是始終與當代世界的發展進程相聯繫。在這一背景下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學術界主要從文本解讀、思想史研究以及對理論與實踐問題的反思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索。

                  首先是注重文本解讀 。文本解讀作爲一種特定研究範式,要求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文本開展細緻解讀 ,並在此基礎上根據新的時代條件去發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新問題 。近年來 ,文本解讀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第2版,即MEGA2版本的研究。隨着MEGA2的陸續出版 ,中共中央編譯局根據已出版的MEGA2版本提供的文本文獻資料和未出版的文獻資料重新校訂、編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 ,陸續編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不僅如此 ,國內還翻譯介紹了大量MEGA2在國外(主要爲歐美、日本)的編輯出版狀況、研究信息和研究資料 。以這些信息、資料和MEGA2文本、手稿爲基礎,中國學術界做出了自己的研究和解讀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些成果主要體現在對馬克思早期手稿文獻、《德意志意識形態》文本和文獻的研究之中,除此之外,《資本論》之前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也已經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資本論》文本、文獻的研究正在進入學者們的視野。雖然這些研究尚需進一步深入,但已經初步爲未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

                  其次是聚焦思想史研究 。思想史研究是新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追求創新的又一次努力。因爲馬克思主義哲學本來就是西方思想史的產物,所以在思想史的背景中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有助於我們真正進入馬克思學說的歷史性本質 。近期  ,學術界對思想史的梳理呈現出兩種路向,一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百年發展歷程進行總結。例如,陳先達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百年發展的特點歸結爲兩點:(1)馬克思主義哲學由邊緣成爲主流  。這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成果 。這個過程  ,既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過程  ,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偉大成果誕生的過程 。我們當前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防止馬克思主義哲學再度邊緣化 。(2)在中國哲學領域 ,中西馬經歷了從相互排斥到相互對話、相互吸收、相互結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學會了如何對待不同的哲學派別 ,學會了以哲學態度對待哲學 ,避免哲學過度政治化 。我們當前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進一步開展中西馬對話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爲指導,以中國傳統哲學爲根,以西方哲學爲養料,創造性地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  ,並繁榮哲學各個學科。二是探討1949年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歷程的書寫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 ,開啓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新的發展歷程。在此之前,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是中國近現代諸多思潮中的一種,而從此時開始 ,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爲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主流意識形態 ,引領其他思潮的變革和發展 。探討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創造 ,學術界主要從當代中國哲學史、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等多個角度進行 。例如,孫正聿認爲 ,當代中國哲學史從根本上說 ,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在當代中國60餘年的哲學歷程中 ,毛澤東哲學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哲學思想,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 。與此同時 ,當代中國哲學學者在探索和回答時代性問題的過程中,不斷深入地研究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在中國哲學、西方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話中 ,在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研究倫理學、美學、邏輯學、宗教學、科技哲學以及文化哲學、政治哲學、經濟哲學、價值哲學等部門哲學的過程中 ,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和大衆化的研究成果 。何萍也認爲 ,1949年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一個發展階段 ,又是中國近現代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個重要階段。因此 ,對於這一斷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人們既可以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框架中加以論述,也可以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框架中加以論述。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框架中  ,1949年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凸顯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及其形態的內容,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框架中 ,1949年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凸顯的是中國哲學和中國問題的內容 。研究這一斷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意義在於:它能使我們把握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特殊規律,而不至於隨意地、碎片化地套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成果 ;它能使我們結合中國的歷史和現實,深入地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點和內在機制,思考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狀和未來發展。

                  再次是直面理論和實踐問題。這裏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哲學意蘊問題,二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範式轉變問題 。

                  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哲學意蘊問題 ,近期,學術界通過相關研究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觀、價值觀的哲學內涵以及理論形態進行了深入開掘 ,從而闡明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當代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造性繼承與發展 。第一是論證了科學發展觀的哲學內涵。以往,我們對科學發展觀的種種解釋大部分都是從經濟學或社會學的角度來講的,而缺乏對科學發展觀的哲學理念、哲學內涵進行論證  。這就造成了對科學發展觀的一些誤讀。近來,學術界從不同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闡述 。例如 ,何萍認爲 ,貫徹科學發展觀並使之成爲中國在21世紀發展的哲學理念,就需要對其進行哲學的論證。她指出,有外國學者以“science”和“ecology”兩個詞的區別來質疑科學發展觀 ,實際上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需要論證的三個問題:(1)科學發展觀的理性是什麼?是科學理性,還是文化理性?(2)科學發展觀的發展模式是什麼?是經濟增長,還是文化發展 ?(3)科學發展觀的文明理念是什麼?是生態主義的生態文明觀,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文明觀 ?對此 ,我們的的回答是 ,科學發展觀以發展爲第一要義,以人爲本,以全面協調可持續爲基本要求,實際上是以文化理性爲理性基礎,選擇文化發展模式,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文明觀 ,這三個方面構成了科學發展觀的哲學內涵  ,從而證明,科學發展觀提出了21世紀中國發展的新理念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價值理念 。從文化哲學的觀點來看,科學發展觀正是通過解答當代哲學發展中的這三個主要問題而成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新成果。第二是說明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相關問題。當前,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已經成爲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一個核心問題 。學術界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一些相關問題進行了積極探討。例如  ,李楠明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說明了“爲什麼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一問題。他認爲,世界市場的兩極性的分工迫使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來振興自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產生在理論邏輯上是回答馬克思晚年東方社會思想所遺留的難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體現着個體本位社會格局的形成給社會生活帶來的變化,因而只有從馬克思實踐哲學的主體價值意蘊才能把握其發展的內在機理 。第三是總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形態 。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形態,餘品華將其概括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 。因爲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範疇之一,是當代世界的主題 ,也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主題曲、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基礎和主軸、中國改變“落後就要捱打”命運的決定性步驟 ,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的總體特徵可以用“發展哲學”來概括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次歷史性飛躍中,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是毛澤東思想,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必然呼喚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新形態的出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哲學就是這一嶄新形態 。它既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新發展  ,同時又不同於毛澤東哲學思想,它將隨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不斷髮展而逐漸完善。

                  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範式的轉變問題  ,近期 ,學術界對此進行了總結並更加註重對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研究和解決。王南湜把這種轉變概括爲一種籠統的實踐哲學轉向迴歸馬克思的實踐哲學 ,即從包含實體性哲學範式和主體性哲學範式兩種類型的理論哲學回歸實踐哲學,進而轉向迴歸歷史唯物主義 。他認爲,這一轉向所關涉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於盛行了幾十年的黑格爾主義闡釋範式的超越,二是對於原本馬克思思想的關注 ,三是對於中國現實問題的理論性關注 。而由這些方面的轉變  ,形成了一些具有重大意義的核心問題 ,這些問題與更早時期人們所關注的問題有所不同 。這些問題主要包括:歷史唯物主義的定位問題,主要表現爲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歷史哲學還是歷史科學;歷史決定論問題,主要表現爲人的活動與歷史規律的關係問題 ;市民社會問題,主要表現爲如何理解市民社會概念,以及能否依據這種理解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構奠定一個基礎  。如果我們能在這些方面獲得突破性進展 ,那麼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必定能夠從總體上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也必將獲得更大的進展。張盾則認爲,無論文本解讀還是思想史研究  ,都還屬於純學術性的工作,因而都是爲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正在醞釀的下一次重大創新所作的理論準備  。這個令人期待的重大創新就是用馬克思學說去批判性地認知和解釋當代中國社會面臨的一系列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對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來說,這是它尚待努力追求的一個目標,也是它應該追求的一種更高學術境界。在真正理論思維的高度上用馬克思學說去處理中國現實問題 ,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重建其在中國社會和文化中的影響力  ,並獲得真正的國際學術話語權的必由之路 。

                  綜上所述,近年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範式研究的狀況表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 ,目前正處於一個尋求範式轉換和路徑創新的時期 。在這一時期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不僅努力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從經驗層面提高到理論層面,而且緊扣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這一核心問題,積極應對科學發展、社會和諧、文化建設、價值觀建設等重大現實挑戰 。這也使得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歷史與現實、思想與實踐中保持了某種必要的張力 ,促進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