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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顶集团

                                                  2012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範式研究的進展(馮建華)

                                                  發佈時間: 2013-12-14    文章作者:     瀏覽次數: 100

                                                  近幾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取得了一批有標誌意義的重要成果,而使這一範式的研究跨入到新階段 。主要代表性成果有:吳元粱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的演變》(2010年) ,何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程》(2009年),張一兵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原像》(2008年),姚順良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從創立到第二國際》(2010年) ,劉懷玉、張傳平主編的《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史》(2010年) ,李尚德主編的《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蘇聯》(2009年) ,劉林元、姚潤皋主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下)(2008年),在這些成果中,有的是以嶄新的研究範式和視角全面重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通史 ,有的是以斷代史、國別史形式填補了過去或被遮蔽、或被扭曲、或被遺忘、或未開展的馬哲史研究領域。

                                                  一、2012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範式研究的總體狀況和特點

                                                  2012年 ,中國馬哲史範式繼續進行深入研究 ,開展一系列活動,取得一些較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在學術活動方面:713日至17日 ,由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主辦、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理論研討會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2012年年會在井岡山大學舉辦,全國共有170名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專家參會 ,提交學術論文60多篇 ,與會代表圍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內涵、意義、問題與路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哲學意義與哲學內容 ,當代世界進程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思想史維度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等,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研討。8月25至26日 ,中國哲學史學會、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吉林大學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共同在吉林大學舉辦了“當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研討會”,來自全國20餘所高校和科研單位的50餘位專家學者參會,會議圍繞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國哲學基本問題研究、中國哲學的現代性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 。

                                                  在著作方面,以專題史的形式出版了一系列著作,主要有:陳宇宙著 ,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理解馬克思:從<中學畢業論文>到<哲學的貧困>》 ;李愛華著 ,學習出版社出版的《以科學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實踐》;李春敏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的社會空間理論研究》 ;許魯洲、苗啓明著 ,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實踐人類學哲學探索:對廣義人類學哲學的實踐特性研究》  ;孫顯蔚著,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批判性思維的現代辨識: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方法論研究》 ;王虎學著,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分工思想研究》;吳兵著 ,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冷梅著,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生產概念的當代闡釋》 ;郭豔君著 ,黑龍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歷史的生成性:對歷史與人之存在的哲學闡釋》 ;陳詳勤著,學林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與普遍歷史問題》 ;餘敏、李曉珊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寧後期重要著作及理論創新》  ;張曉忠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寧全球化思想及其中國化研究》等。

                                                  在論文方面  ,中國期刊網共收錄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爲主題詞的論文29篇,主要有黃枬森、韋建樺的《關於哲學的十個問題》(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2年第6期),孫正聿的《研究和撰寫《當代中國哲學史》的幾個問題》(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年第1期),代建鵬的《回到馬克思三題———兼論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史研究的方法論》(載《內蒙古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  ,黎學軍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史發微》(載《山西師大學報》2012年第3期),仰海峯的《近三十年來國內馬克思哲學研究的歷史邏輯》(載《貴州師範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聶錦芳的《重估理論史對於理論建構的意義》(載《光明日報》2012年4月20日)  ,張亮的《如何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列寧階段?》(載《黑龍江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孫樂強的《重新理解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歷史地位》(載《黑龍江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  ,周嘉昕的《從文本到思想史——關於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文本研究的方法論思考》(載《學習與探索》2012年第2期) ,吳昕煒的《從葛蘭西實踐哲學看馬克思主義哲學內部傳統的演變》(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2年第1期),莊友剛、馮建華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範式的歷史與趨勢》(載《教學與研究》2012年第8期) 。

                                                  2012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範式研究的總體特點是較爲平淡 ,沒有產生有標誌意義的突出成果 。具體表現在:其一 ,沒有出現有突出影響的通史、斷代史著作,研究熱點不集中 ,較爲分散。其二,研究成果主要以斷代史研究、專題史研究、人物研究的形式出現。其三 ,許多成果集中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西方馬克思主義方面 。

                                                  儘管如此,馬哲史範式的研究仍然取得了許多成果 ,這些成果主要表現在斷代史領域研究中,個別人物思想專題研究也較有新意  。專題史領域雖有許多著作出版 ,但由於它們廣泛涉及經典作家的人道主義、哲學觀、政治哲學、經濟倫理、歷史哲學、全球化等內容 ,且這些內容主要是前十幾年已有研究範式的延續、已有成果的專題化  ,研究成果的創新性和突破性相對不足 ,因而本文不進行論述  ;許多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成果首先屬於其它研究範式(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範式、對話研究範式等),或與其它研究範式存在交叉,難以代表馬哲史研究的進展 ,本文也不予論述。斷代史領域雖然沒有著作問世,只是以論文形式進行先導性研究 ,但是這些研究卻開闢出一些嶄新的、有着廣闊發展前景的研究領域,形成一批較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這些成果有的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綜合化和深化 ,有的則醞釀着未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重要突破,充當着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的積極前導。筆者具體從以下幾個方面概括2012年中國馬哲史研究範式的進展:開闢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領域、確立當代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進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史研究、深入研究列寧哲學在馬哲史發展中的意義  。

                                                  二、“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領域的開闢

                                                  201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何萍教授的論文集《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東方和西方》,在中國馬哲史學界頗受關注 ,儘管這還不是一部系統全面的斷代史著作 ,而是一部論文集,所收錄的論文都是過去已發表的論文 ,似乎算不上2012的研究成果 ,但是正如書名和書中概論所示,它實際開闢了一個新的馬哲史斷代史領域 ,這些由過去論文彙集而成的成果都自覺指向這一新的研究領域  ,這是一個具有重要發展前景、醞釀着進一步理論突破的研究領域 ,其意義不僅在於其具體內容、觀點的闡述,在於使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爲一個獨特的發展整體,區別於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更在於其基於提問方式的改變、思維方式的轉換、研究範式的創新。應該說 ,過去對這一領域也進行過研究 ,出版過“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等著作,但由於傳統研究將西方馬克思主義排斥在外  ,因而只能算是“東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不是真正的“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或“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史” ;更重要的是,過去研究採用的是理性主義範式,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爲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和評價標準,將其與19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視爲本質相同 ,僅有量上差異的階段 ;只把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爲時間概念,進行經驗研究 ,而不能將其作爲具有獨特內涵和本質的哲學概念,不能深入挖掘二者在哲學總觀念、邏輯和理念的不同。因而不能自覺提出“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或“20世紀東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史” 。

                                                  作者以新的研究範式、提問方式、敘述方式、哲學史觀,將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爲一個新的哲學概念,而非單純的時間概念 ,對其在世界各國的實際發展過程作出全面考察,真正探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發展的規律,從而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 。

                                                  首先 ,反思、批評兩種片面的研究方式 。一種是背離了歷史主義的原則 ,以獨斷的原理邏輯爲唯一的真理,另一種則相反 ,陷入歷史、經驗研究之中,忽視歷史之中的本質和邏輯。第一種片面研究的根本缺陷是非歷史性 ,即忽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歷史生成性 ,以傳統教科書原理爲不變的絕對真理,作爲評價各種馬克思主義思潮、派別、人物思想對錯的最終標準,而作爲其邏輯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不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全部歷史發展中抽象出來的,而是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中搬過來的 ,是獨斷的、絕對的 ,因而不顧歷史事實,將西方馬克思主義視爲異端  ,排斥在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之外。表面上看,傳統研究也強調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歷史性,也注重再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發展、演變的歷史過程,但是由於這種歷史性附屬於不變的教科書原理 ,因而其實質仍然是非歷史的、片面的,這種片面性研究主要存在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我國馬哲史研究之中  。第二種片面性在於忽視哲學本質、內在邏輯、哲學總觀念的揭示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 ,逐漸確立了歷史主義原則、承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地位  ,批判、克服了第一種片面性 ,取得較大進展後 ,又走上了另一種片面性 ,走向了經驗性研究 ,只重視這一斷代哲學的經驗基礎、產生的背景,它與19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連續性,缺乏這一斷代哲學總觀念的揭示、它與前一階段哲學總觀念的異質性、內在邏輯的深度呈現和穿透 ,導致馬哲史敘述主線不清晰,材料龐雜  ,這種片面性作者稱之爲斷代史研究中“時間概念的敘述”。作者提出必須改變根本的敘述方式 ,轉換到立足於歷史發展之上“哲學概念的敘述” ,這是一種批評性敘述方式,表達一個時代的哲學總觀念、理性結構和理念 ,體現這一時代哲學與前一階段哲學之間的否定關係。它建立在文化哲學的研究範式之上,文化哲學範式一方面避免了經驗主義研究範式的缺陷,強調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邏輯性,而不能僅僅是歷史經驗材料的彙集 ;另一方面避免了科學理性主義研究範式的缺陷,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創造的民族性、時代性、特殊性、哲學家個體活動的能動性,是建立在這種特殊性基礎上的歷史理性。

                                                  其次,自覺反思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缺場的方法論原因,深度批判傳統研究的提問方式、敘述方式、研究範式、哲學史觀。對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傳統研究中)存在着一系列缺陷:在提問方式上 ,第一種片面性在於非歷史的研究方式和提問方式,因而把西方馬克思主義排斥於這一領域之外 ,以維持一種邏輯必然性 ,把某種特殊的研究傳統和形態冒充爲唯一正確的普遍真理 ,不符合這一邏輯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被視爲謬誤、是非馬克思主義,因而不可能研究整體的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其敘述方式是有論缺史 。第二種片面性在敘述方式上採取“時間概念的敘述方式”,只限於在經驗、歷史、常識層面敘述這一斷代哲學產生的背景、經驗基礎,說明不同哲學階段的聯繫、哲學發展的連續性 ,缺乏這一斷代哲學總觀念的揭示、它與前一階段哲學總觀念的異質性、其內在邏輯的深度呈現和穿透導致馬哲史敘述主線不清晰 ,材料龐雜,這種研究雖然它不斷追蹤20世紀東西方各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派別、人物的思想 ,但不能自覺提出“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概念,並將其作爲一個獨特對象進行整體研究。在研究範式上,傳統研究採取屬於近代哲學的“理性主義研究範式” ,即以自然科學的方法爲思維工具,追求建立片面的邏輯理性、具有絕對普遍性的理性形式,排斥哲學創造中的民族性、特殊性、哲學家個體能動活動 。在哲學史觀上  ,與理性主義研究範式相對應 ,它採用一元線性的哲學史觀  ,把某種特殊的哲學形態絕對化、賦予其普遍必然性的唯一真理性質,作爲衡量其它哲學傳統和形態的唯一標準,不承認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從西方到東方、又從東方到西方多元發展、不斷創造的歷史事實 。

                                                  再次 ,作者提出“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斷代史研究領域是基於新的提問方式、敘述方式、研究範式和哲學史觀。在提問方式上 ,由於將西方馬克思主義納入其中 ,因而自然提出對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整體研究的任務;在敘述方式上 ,由於進一步採取“哲學概念的敘述方式”  ,反對“時間概念的敘述方式”,因而避免了採取單純經驗描述的方式對待這一領域  ,注重深入挖掘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內在結構、邏輯、本質,哲學總觀念 ,以及它們與19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的區別。在研究範式上,採取現代哲學“文化哲學”的研究範式 ,反對近代哲學“理性主義”的研究方式,能夠既避免傳統研究中忽視歷史性、生成性的絕對理性主義弊端 ,又能避免忽視內在邏輯、本質的經驗主義的問題。在哲學史觀上 ,破除理性主義研究範式所造成的一元線性進化論觀念、領袖中心論弊端 ,以特殊性和民族化觀念爲主導,樹立多元、開放、創造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 ,清理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派別、形態 ,把20世紀馬克思主義看成是一個由內部的諸多哲學傳統和形態構成、不斷共同創造着的哲學 ,展示它的完整風貌。

                                                  再者 ,具體闡述20世紀與19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哲學總觀念、思維方式上的區別。傳統研究認爲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與19世紀階段在哲學的本質、總觀念、基本原理上是根本一致的,二者的區別只表現在時代背景、研究內容上。作者認爲二者的根本區別不是其內容和時代背景,而是其形式上、哲學總觀念。19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某個領域的理論定義馬克思主義哲學 ,沒有自覺地以哲學總觀念來進行概括 ,使馬克思主義哲學陷入危機 ,最終走向改良主義、庸俗馬克思主義。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根本改變了19世紀時代的哲學總觀念 ,認爲“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哲學”,是革命的辯證法,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而且馬克思主義哲學屬於現代哲學 ,在思維方式上、在邏輯結構上重建了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 ,以區別於近代哲學的理解方式和理性主義的研究範式 ;同時以實踐和辯證法爲核心概念,重建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和認識論。

                                                  最後,提出這一領域研究的具體論題:第一  ,以哲學傳統和哲學形態爲核心範疇,總體研究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空間上的拓展、時間上的變革。第二,開展東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比較研究 。破除理性主義哲學研究範式下非此即彼的關係模式  ,以文化哲學爲研究範式 ,探討東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之間的互補關係,研究它們的差別、產生的必然性、合理性、貢獻、不足之處。第三 ,開展20世紀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理論研究,深入分析它與19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化研究的區別。

                                                  何萍教授2009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程》是一部有突出影響的通史著作 。這部論文集的研究可以看做是其進一步的深化和拓展 ,其研究範式、馬哲史觀與前者保持一致 。但由於前者是一部通史著作 ,受其目標、體例、結構、篇幅、敘述重點內容的限制 ,對於20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史 ,尤其是從西方而東方,又從東方而西方的發展過程、重點內容、它與19世紀的區別、東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異同等內容相對薄弱、匱乏 ,因此,這一獨立的斷代史領域研究仍然是一個新的、具有遠大發展前景的研究領域。

                                                  三、“當代中國哲學史”研究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

                                                  2012年在吉林大學舉辦了“當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研討會” ,這一會議在哲學界引起廣泛關注,因爲它將深入而系統地總結、研究、評價建國後60年(1949——2009年)中國哲學研究的進程和成果,全面涉及哲學8個二級學科的研究進展,以面向世界全面介紹新中國哲學發展成果爲目標,因而受到海內外哲學學者的關注。之後 ,圍繞會議主題 ,陸續發表了幾篇研究論文 ,如孫正聿的《研究和撰寫《當代中國哲學史》的幾個問題》(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年第1期)、華軍的《究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當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研討會述評》(載《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2期) ,其中前者最爲全面系統、最具代表性,筆者結合此篇論文進行分析。

                                                  爲什麼能把“當代中國哲學史”歸入“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領域,並且作爲馬哲史研究進展的重要內容?狹義上看 ,當代中國哲學史只是屬於中國哲學史這一學科,怎麼能說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 ?廣義上看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只是當代中國哲學史的一個部分,後者的內容囊括哲學的8個二級學科,而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是其中一個學科,這樣定性是否以偏概全而失之片面 ?筆者這樣定性出於以下原因:其一,在性質上,當代中國哲學史從根本上說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歷史,是在哲學論爭和學科建設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衆化的歷史 。其二  ,在敘述主線上 ,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爲靈魂、主線  ,以之貫穿其它7個二級學科內容的敘述中 ,貫穿於對哲學爭論的評價中 。其三,在實質內容上 ,當代中國哲學史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代中國爲實質內容 ,它全面體現於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建設社會主義所形成的哲學思想中,體現於當代中國哲學學者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成果 ,體現於當代中國哲學學者在各哲學二級學科研究中的成果,體現於在哲學論爭中所形成的推進哲學發展的重要歷史經驗,因而當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其它內容都可以歸入這一根本內容 。

                                                  以編寫《當代中國哲學史》教材爲直接目標的“當代中國哲學史”研究 ,其性質可以視作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理論意義、學術價值,它可以爲中國和世界提供中國學者自己撰寫的當代中國哲學史、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衆化提供經驗總結、爲我國哲學學科建設和教學改革提供《當代中國哲學史》教材、爲當代中國哲學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研究成果 。

                                                  這一研究開闢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一個新領域 ,表現在研究意義和目標、研究範圍和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內容上的創新 。

                                                  首先,新的研究目標 。相比過去,這一研究確立了新的研究目標:以歷史研究、論域研究、問題研究和體系研究爲基礎,以全新的體系構架、翔實的文獻資料、深入的問題分析和具體的理論論證撰寫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當代中國哲學史》 。這一基本目標分爲四個方面:其一,深化問題研究的目標。概括性地提出問題統領歷史敘述,具體性地分析問題闡述理論論爭,建設性地深化問題探索哲學發展規律,避免表層地描述當代中國的哲學史弊端 。其二 ,深入闡述哲學理論爭論的目標 。當代中國哲學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性質是在哲學論爭和學科建設中體現出來  ,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衆化的歷史。系統地闡述這一歷史,深刻地總結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衆化的歷史經驗。其三 ,處理好“學說”、“學術”和“學養”關係的目標 。當代中國哲學史 ,既是作爲“學說”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對當代的各種哲學運動、哲學思潮、哲學理論批判的“學說史”,也是作爲“學術”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當代的各種哲學對話的“學術史” ,還是作爲“學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轉化爲“人民的自覺追求”的“學養史”。其四,推進當代中國哲學走向世界的目標。系統地介紹和闡述當代中國哲學的歷史與邏輯,全面地介紹和論述當代中國哲學家的著述及其哲學思想,以推動當代中國哲學走向世界。

                                                  其次 ,研究範圍、研究對象上的創新。過去 ,此類研究範圍狹窄 ,近60年來 ,特別是近30年來,中國學者撰寫了多部近代中國哲學史、現代中國哲學史和當代中國哲學史,但這些著作只是關於1949—1989或1949—1999的中國哲學史,1949至2009的當代中國哲學史缺乏全面、系統、深入研究。這一研究領域全面覆蓋了1949——2009新中國60年的哲學發展 。在研究對象上 ,既包括關於當代中國哲學史的總體性研究 ,也廣泛涉及了各專題研究,這些專題研究包括以8個二級哲學學科專題研究、以重要的哲學論爭爲對象而進行的當代中國哲學史專題研究、以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爲對象的當代中國哲學史專題研究、以當代中國重要的哲學家及其哲學思想爲對象而進行的專題研究 。

                                                  再次 ,研究方法的創新 。過去的研究主要採取經驗性描述和評論的研究方式,對各個時期的歷史背景、歷史事件、研究概況、重要文獻、哲學活動的梳理和概括 ,側重於對歷史事件及其哲學論爭的敘述與評論,缺乏對具體的哲學思想的深入研究,難以體現當代中國哲學的豐富的思想內涵 。新的研究則採取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論原則 ,以“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深入研究 ,明確當代中國哲學史不是事件、人物、觀點及其評點的陳列史,不是哲學各二級學科建設的演進史,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衆化這一邏輯發展的歷史 。在敘述方法上,分爲“問題研究”、“論域研究”、“歷史研究”和“體系研究”。“問題研究”主要是提煉、概括、梳理和回答當代中國哲學史的重大問題;“領域研究”主要是概括、探討和評價哲學八個二級學科的各個時期的研究狀況和研究成果;“歷史研究”主要是分析當代中國哲學史與當代中國史的具體的內在關係,揭示當代中國哲學史的歷史與邏輯的統一 。“體系研究”是在內容研究基礎上,對問題研究、領域研究、歷史研究的成果進行總體性和整體性的研討 ,對敘述體系作出總體安排 ,並按照1949—1977和1978—2009上、下兩篇的總體框架設計具體內容 ,實現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

                                                  最後  ,研究內容上的創新: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建設社會主義所形成的哲學思想 ,其中主要是毛澤東哲學思想、鄧小平哲學思想、“三個代表”的哲學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哲學思想 ;二是當代中國哲學學者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成果  ,其中主要是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著作、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對重大現實問題和重大理論問題的哲學探索以及關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成果;三是當代中國哲學學者研究中國哲學、外國哲學、科技哲學、倫理學、美學、邏輯學和宗教學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其中主要是各哲學二級學科所討論的重大問題、所出版的重要著作、所實現的學科發展;四是建國60多年來所展開的重要的哲學論爭 ,以及在哲學論爭中所形成的重要的推進哲學發展的歷史經驗 。

                                                  這一新領域的研究剛剛開始,深入開展這一研究也面臨着各種困難 ,學者們對此有着清醒的自覺意識 ,這些難點在於,如何體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靈魂、主線 ,如何以重要的哲學論爭爲背景提煉和概括當代中國哲學史中的重大問題,如何敘述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其它二級學科的相互關係 ,如何選擇和闡述各個時期的重要哲學家及其哲學思想,如何論述各個時期的哲學狀況及其發展趨向等 。儘管如此,應該看到 ,這項研究的基礎條件都已具備 ,基本原則、基本框架、基本方法、基本內容均已確立,因而可以期待,今後幾年圍繞這一領域的相關研究成果將會不斷出現 ,而其最終成果——作爲一本專著和教材、具有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性質、全面概括中國哲學各二級學科發展的《當代中國哲學史》將會在本世紀第二個十年問世 ,並帶動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範式的發展。

                                                  四、“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史”研究領域

                                                  去年,黎學軍發表了兩篇論文:《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史發微》(《山西師大學報》,2012年第3期) ,《客觀性、經世、文化———從馬哲史著述的史學特徵看》(《理論月刊》2012年第2期),提出了這一研究領域。不同於前兩個斷代史研究、馬哲史範式其它形式研究,這一研究具有一些新特點:在研究範圍上 ,前面兩個斷代史研究時空跨度較大 ,範圍較廣 ,這一研究範圍較小,僅研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且只是近30餘年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 ;在研究性質上 ,前者都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歷程的某種論述,都以產生某種具體的論述成果爲目標,後者則不去直接論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歷史,而是對已有馬哲史論述的論述、已有馬哲史研究的研究 ,屬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範式本身的研究 ,即研究馬哲史研究的視域、方法論;在研究對象上,以往其它馬哲史範式研究都是全面反思通史、斷代史、專題史、人物思想研究 ,這一研究僅僅反思最能代表馬哲史成果的通史著作,尤其是最具權威性的通史著作,具體揭示這些著作的風格、特點、觀點、不足,尤其是其內涵的哲學史觀 ,觀點演變及其規律(具體比較了中國8部權威、代表性的馬哲史通史著作 ,有高齊雲和葉汝賢的著作、孫伯鍨的三部著作、莊福齡的馬哲史綱要、黃楠森的三卷本著作、餘源培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與歷史、黃楠森、莊福齡和林立主編的八卷本著作、何萍的馬哲史教程),因而能夠更加深入、具體 。通過對我國馬哲史著作中的時代性、民族性、個體性的總結和反思 ,有利於我國馬哲史通史研究、有利於將來創作出更高水平的馬哲史通史著作 。

                                                  作者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歷史分期、演變的內在邏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著作中存在的問題等方面作出了一些新探索 。

                                                  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歷史分期、馬哲史發展的內在邏輯方面,作者提出了一些新見解 ,這些見解一方面包含了立足於馬哲史著述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這一研究視域自身的片面性。在歷史分期方面,作者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懷舊”階段(1981—1989年) ,從中山大學哲學系編馬哲史(1981年)發表到八卷版的第六、七卷(1989年)發表止,其特點是出版著述和學術爭論最多的百花齊放時期 。第二階段是“自我意識漸強”階段(1990—1999年) ,從1990年餘源培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與歷史》出版到1999年馬哲界對於“回到馬克思”倡議的熱烈討論止。其特點是注重從學術性角度研究西方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  ,關注前沿問題的熱情高漲,開展了對馬哲史的交叉研究 ,許多觀點逐漸取得主流地位。第三階段是“展望”階段(2000—2009年) ,新世紀開始至2009年何萍的《馬哲史教程》出版止。2000年之後的年會基本上屬於與時俱進式的會議 ,學者們主要從多個側面關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研究 ,通史漸受“冷落”,“中國馬哲史”著述逐漸豐富 ,反映了時代精神的變化,也反映了學界對馬哲史學科研究旨趣的轉移  。與以往的研究相比 ,作者的這一觀點既有一致 ,也有差異。在分期的時間上大致相同(基本每十年作爲一個階段),特徵概括相似。由於僅僅研究馬哲史著述 ,因而對三個階段(尤其在第二、三階段)特徵概括與以往有所不同 ,這一新的概括既有獨到之處,也有片面性 。作者認爲第一階段的特徵是“懷舊” ,而過去冠之以“蓬勃發展”,這一概括突出了這一時期與蘇聯馬哲史研究的聯繫,有一定合理性;第二個階段的特徵是“自我意識漸強”,過去則將其描述爲“困境與探索”階段,主要是從時代轉型、著作的數量、學者羣體數量、經費劃撥的角度描述此時的研究狀況,作者立足於學者主體性、著作質量的角度 ,對過去的概括進行了某種修正。作者對第三階段的概括,失之偏頗,單從馬哲史通史著作情況看 ,通史著作確實很少 ,漸受“冷落” ,但如果從中國馬哲史研究總體狀況分析 ,過去所作“復興與創新”的概括較爲準確、全面。

                                                  呈現新時期我國馬哲史著作發展的總體邏輯方面,作者分爲三個層面。首先 ,認爲新時期我國馬哲史發展是一部“問題”史 ,即先發現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來源於哪裏?後解決問題:回到馬克思,重新解讀馬克思本人的著述。其次,它是一部中國哲學界自我意識從弱到強漸次“層累”起來的一部以教程形制爲主的歷史。最後 ,在解讀方式上 ,由“以蘇解馬”,進至“以馬解馬”,最後到“以時解馬”。筆者認爲前兩個階段的概括比較準確,後者的概括較粗略 ,這同樣是由於受制於通史著述的限制,從總體上講,應該肯定新世紀中國馬哲史研究正在自覺實現範式創新與轉換 ,即使從通論著作看,何萍教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程》也證明了這一點。

                                                  總體上看,新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史是一個有意義的研究領域 ,雖然不像前兩個斷代史研究那樣內容豐富、視野宏大、理論現實意義巨大、發展前景廣闊 ,作者提出的許多新見解中儘管有些還不盡完善,但是這一研究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它對於中國馬哲史重要通史著作的系統反思,對於它們從形式到內容、從風格特點到馬哲史觀、從觀點到演變規律的研究,將有助於今後我國馬哲史通史著作的創新 ,有助於產生體現新的哲學史觀和時代精神、更具個性化的、具有標誌意義的通史著作 。

                                                  五、人物思想專題研究的進展:列寧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

                                                  在重要人物哲學思想的專題研究方面 ,繼前幾年集中研究恩格斯哲學思想、取得許多研究成果後 ,2012年對列寧哲學思想的探討較有價值,張亮的《如何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列寧階段?》(載《黑龍江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一文較有代表性  。

                                                  作者以重新評價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列寧階段爲主題 ,站在新的哲學觀、馬哲史觀的立場上,反思列寧作爲馬哲史新階段定位的產生過程,批判對其性質、內容、地位、作用的傳統理解 ,分析了它得以產生的直接政治原因,並對上述內容進行重新闡釋 。

                                                  作者首先分析了列寧哲學作爲馬哲史新階段定位的產生過程和原因。20世紀30年代前後對此問題看法截然不同:30年代之前 ,主流看法是列寧思想的主要成就是社會政治理論,哲學方面主要是繼承普列漢諾夫的哲學思想 ,並具體運用羣衆運動、革命鬥爭、工人階級的解放 ,列寧首先是一位實踐家、政治家、領袖,其次纔是哲學家;30年代之後,爲了確立“教科書體系”的正統性和權威性  ,新一代理論家推出列寧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階段,憑藉斯大林政治力量的干預 ,這一定位得以確立。作者認爲從列寧思想作爲社會政治理論上的新階段  ,不能必然地推出哲學上的新階段  。

                                                  作者對列寧哲學的性質、地位、作用進行重新評價和理解   ,認爲列寧哲學中辯證唯物論思想的性質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新階段 ,其地位不是新階段的開創者,這一思想的開創者是普列漢諾夫  ,其性質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俄國化成果 ,不具有普遍適用性和唯一真理性 。在這方面 ,列寧只是中介環節 ,只是延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俄國化的基本路線 ,其突出作用在於具體運用這一哲學 ,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衆化 。列寧哲學中辯證法思想纔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新階段的開創者,但不是作爲蘇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開創者 ,而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新階段的思想源頭。

                                                  筆者認爲 ,作者的諸多觀點是建立在新的哲學觀、哲學史觀基礎上 ,雖然列寧哲學新階段直接產生於政治權力的推動,其學理根據則在於一元線性哲學史觀,以教科書原理反注哲學史的方法論 ,關於列寧哲學的創始人地位、唯物主義本體論作爲核心內容、其普遍用性和唯一真理性質都是其表現。作者的新的觀點則基於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觀、哲學史觀,即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本體論化的哲學 ,而是實踐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由多種哲學形態、多種哲學傳統構成 。從第二種哲學史觀看,列寧哲學自然只是馬克思主義俄國化過程的一個環節,不具有普遍適用性和唯一真理性質 ,其地位只是一箇中介 ,而不能看做是開創者(開創者是普列漢諾夫 ,根源是恩格斯)  ,其核心內容則是其實踐觀和辯證法思想而不是唯物主義 ,這一思想對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影響巨大 ,在某種程度上是其開創者,後兩者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獨立形態 ,共同納入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中 。

                                                  作者的研究還有一些問題尚需進一步明晰 ,在今後研究中需要深入探討,如列寧哲學是否具有雙重性特點 ,這雙重特點是列寧哲學自身固有的 ,還是兩條不同闡釋路線詮釋的結果 ?怎樣看待西方列寧學所主張的“兩個列寧”、《哲學筆記》(辯證法思想的代表)與《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唯物主義本體論思想的代表)的斷裂 ?列寧哲學中的唯物主義本體論思想、辯證法思想如果能夠並存,應該以何種方式並存?

                                                  新世紀以來馬哲史範式研究中確立了許多新觀念,如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是由多種哲學形態構成、在多元發展中呈現,馬哲史研究中應批判以原理反注哲學史的方法論,重新敘述和呈現其內在邏輯  。通過對列寧哲學思想在馬哲史中地位、作用、性質的深入研究,體現出這些新觀念已逐漸被普遍接受,並且在一些專題研究中得到深化、拓展 ,從而推動馬哲史範式研究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