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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顶集团

                                                                                  2012年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話範式研究綜述(張國粱、車玉玲)

                                                                                  發佈時間: 2013-12-14    文章作者:     瀏覽次數: 104

                                                                                  馬克思主義哲學從創立伊始就一直關注並努力解決現實問題 。近十年裏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逐漸形成了具有獨到見解和獨立創新精神的理論分析和理論成果,國內的學術交流與國際的學術對話日漸增多,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形成了衆多的研究方式和理論熱點,對話範式作爲國內學界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始終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其他理論對話、與當代對話、與現實中國對話 。在不斷對話的過程中 ,既產生了新的理論成果和思想火花,又在衆多對話理論的出場與退場過程中整合熱點問題和核心問題,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拓展新的視野,同時加強理論對話的深度 。本文旨在簡要分析2012年的對話範式研究特徵 ,同時對年度理論研究進行一個綜述式的解讀,以期把握對話範式的發展狀況和未來走向  。

                                                                                  一、對話範式的理論路徑

                                                                                  概括說來 ,通過“對話”路徑展開的國內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應該有兩個向度:第一是受“解讀馬克思”啓發的文本解釋學對話。第二是針對中國傳統和現實重大問題所展開的具有理論指導性和問題解決力度的對話。2012年國內學者積極通過文本解讀的方式來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代“出場” ,從現有的對話範式研究中可以看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多元的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思想進行對話和交鋒 ,從各個角度切入馬克思主義理論中 ,與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新的對話和闡釋 ,但是究竟應該以什麼作爲解讀馬克思所應該參照的標準呢?胡大平教授在《近十年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熱點解析》[1]一文中指出,在解讀馬克思的參照和標準問題上,大致存在着五種路徑:“一是以恩解馬 ,即以19世紀70年代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爲標準,其中包括三大來源和三大組成部分 ,經濟決定論與反作用自然辯證法與唯物主義歷史觀之間關係等等核心問題;二是以蘇解馬,即以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爲標準,更具體地指向以聯共(布)黨史教程爲藍本組織編寫的馬克思主義原理教科書  ;三是以西解馬 ,即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視爲西方知識學傳統的分支,從西方哲學的歷史演化角度定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性質和核心觀點 ,在其中西方馬克思主義尤爲突出 ;四是以馬解馬,即以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方法和立場來解讀馬克思 ,這一思路與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中提出的原則相似,它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自身關於思想史變遷基本思想的重要性 ;五是以我解馬 ,即強調現實需要的絕對重要性和馬克思主義之實踐品質。”[1]這五種路徑大致涵括了國內解讀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方式 。

                                                                                  具體而言,2012年對於馬克思的解讀與對話基本上也是在以上這五種路徑下展開的。首先,學者們繼續關注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最新動向,並把最新資料介紹給國內學界。這不僅是國內理論向國外理論學習的理論要求 ,同樣也是補充與豐富對話方式研究的理論要求  。從這方面來看,胡大平教授在《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節奏和變奏》[2]一文中對於當代英美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潮最新進展進行了充分的介紹。胡大平教授認爲,對學術前沿的把握 ,一定要建立在學術史的反覆梳理和熟練掌握的基礎上。他在文章中  ,梳理了從盧卡奇開始的嚴格意義上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歷史變遷 ,這一百年來發展的歷史階段性特徵,以及這些階段性特徵給我們帶來的理論啓發。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在全球發展過程當中的不同於前蘇聯的、以及中國的具有社會主義制度支撐的理論話語的發展  。

                                                                                  另外 ,學界周知,復旦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對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一直在做長期追蹤,出版了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評論(2012年) ,包括2012年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報告[3]。報告從危機與抵抗、政治經濟學的復興與當代資本主義批判、馬克思主義的當代視域、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以及中國模式與中國問題六個方面介紹了2012年國外馬克思主義和左翼理論的代表性的觀點 。報告指出 ,佔領華爾街運動從結果上證明了資本主義出現了匱乏性的危機,人們強烈意識到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加以否定的迫切性。但是運動的迅速平息需要理論家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對“另一個世界”進行思考 。總結來看 ,與危機相對應的抵抗應該擺脫特殊主義的立場,建立在普遍主義的基礎之上 。然而,當代左派的多元主義無法通過文化批判完成對資本主義的深刻批判 ,這也成爲全面恢復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現實要求 。通過對金融危機的分析 ,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所具有的資本積累邏輯的根本缺陷,同時資本的積累和發展是依靠災難爲其創造條件的 ,資本積累無視客觀限制的內在邏輯決定了其不可持續的本質 ,所以導致危機的爆發在所難免。多樣化的剝削形式伴隨着多樣化反抗的出現,針對多樣化的剝削與反抗模式形成一套對應的分析理論 ,成爲馬克思主義當代視域所關注的重點 。歷史的發展要求從生態、女權、土族研究等多方面豐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資源,政治的馬克思主義、魔法資本主義與魔幻馬克思主義以及對馬克思思想進行重新解釋都是在現實和理論的對話過程中對原有思想的豐富和重新梳理 。在此過程中 ,當代思想家結合自己時代的問題,對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的關注 ,從不同角度進行發揮 ,是馬克思之後的馬克思主義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最突出的特點 。同時,在世界各國的發展中,中國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中國在取得經濟發展的矚目成就的同時  ,在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發展是令人堪憂的 。如何使中國的發展成爲代表社會主義普遍原則的特殊範例 ,是當今中外學者所共同關注的問題。

                                                                                  第二個方面是梳理不同旨趣的理論之間有什麼樣的關聯,展現多樣性表象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勢態。胡大平教授在《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節奏和變奏》一文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追蹤激進左派時,我們到底想得到什麼東西?”[2]也就是在理論的對話中 ,我們想要得到什麼 。關注當代英美馬克思主義,一方面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主流話語中,找到當代英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價值;另一方面 ,隨着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的成長,國外的理論學者也開始關注和研究中國的現實 。在這個過程中既產生了一批友好的理論學者,同時也形成了一批對於中國發展值得借鑑的批評理論。國內的學者也在持續關注激進左派的思想流變 ,張亮教授在《“英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道路與理論成就》一文中以英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爲主線 ,強調通過英國新左派運動的產生和發展,英國馬克思主義逐漸形成 ,這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認爲,“一方面,它使歷史唯物主義擺脫了經濟決定論的束縛,獲得了一種具有英國本土特色的重構形態 ,從而有力地促進了歷史唯物主義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另一方面,它在社會形態理論、階級理論、國家理論和文化理論這四個方面也實現了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化和發展 。”[1]將英國新左派的激進理論與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成果進行對話 ,拓寬了國內研究的理論視域 ,打開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新思路 。

                                                                                  再者,學者們不斷反思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並從發展的視角看待馬克思主義哲學。陳學明教授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放棄了<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 ?》[2]一文中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出版後的時間裏 ,沒有對《共產黨宣言》的正文做任何修改 ,在隨後的時間裏,隨着《共產黨宣言》的不斷再版 ,馬恩在結合時代變化發展的基礎上 ,在序言裏將理論進行補充和深化,這既表現出馬恩對待思想的科學嚴肅的態度 ,同時也表現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時代發展中不斷對話、不斷對現實問題作出回答的不竭生命力 。顯然,學者們都認爲,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發展着的真理,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3]放棄舊有的、脫離時代發展的理論,是積極揚棄的結果,是發展的結果 ,唯有緊跟時代問題的發展而不斷進步 ,纔是馬克思主義精神在與時代對話中所體現的魅力 。

                                                                                  衆所周知 ,以馬克思主義原理教科書文本解讀馬克思理論的方式已不再是學界主流,同時以蘇聯模式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進行對話的形式遭到了國內學者的質疑和反對,因爲“教科書話語體系的教條化和僵化,其問題主要癥結在於把歷史的思想非歷史化、相對的結論絕對化、創新理論教條化,從而疏離時代、脫離實踐、脫域國情 。”[4]學者們大多認爲 ,理論的僵化與教條化無疑會影響理論研究的深入展開,但是在開創新的對話方式過程中必須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首先  ,要積極推動教科書的轉型 ,教科書應該是思想的文本化呈現 ,思想是對解決時代重大問題的積極迴應 ,所以理論文本應該隨着現實問題的變化而不斷作出調整  ,使得理論與現實的對話可以保持一致 ;第二,在批判教科書與馬克思主義思想對話的過程中 ,避免“一邊倒”的態勢,不能否定教科書理論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正確性,要警惕隱藏在背後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話語傾向遮蔽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本真內涵  。

                                                                                  二、對話範式的現實應答

                                                                                  理論生命力的體現 ,必須在對現實的應答中展現出來。除了對馬克思主義思想文本從不同角度闡釋以外,理論直面現實 ,直指時代重大問題更是對話範式的現實要求。理論以現實爲圭臬 ,現實的發展引領理論前進的方向,一方面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理論亦會直指現實,對發展過程中遇到的諸如生態、空間、女權等一系列問題展開批判以及建設性的指導 。

                                                                                  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形成具有適合本國國情的指導思想 ,既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同時又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不斷向前發展。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基礎》[1]一文中,李佃來教授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其根本原因在於馬克思主義理論關注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能夠把握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在此基礎上指導歷史實踐活動;胡大平教授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世界歷史進程中的民族創新》[2]一文中指出中國實踐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不斷髮展,並在此過程中吸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華 ,在於中國傳統文化和思想的融合過程中實現民族的進步和創新 ;陳學明教授在文章《當代語境與人的存在方式——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哲學思考》[3]中表明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所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人的生存方式帶來煥然一新的改變 ,表達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決現實問題的巨大執行力 ;鄒詩鵬教授撰寫的《中國道路與中國實踐哲學》[4]一文中講到,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實踐哲學在中國變革復興的道路上所起到的重要的指導作用,而中國在實踐中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自覺迴應就是中國從傳統向現代化的積極轉型。餘源培教授在他的文章《關於馬克思主義“三化”的若干思考》[1]中說到 ,馬克思主義在與中國傳統理論和現實的對話過程中,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理論,在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過程中 ,要積極地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原有的理論進行對話,不可“簡單地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完全重疊(全部等同) ,或相互替代或彼此分離,要努力將二者的學習和研究有機統一起來 ,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既‘一脈相承’,又‘繼承發展’的關係。”[2]學術研究從束之高閣的理論對話到扼住問題喉嚨的實踐這一巨大飛躍,正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具有不竭生命力的表現 。馬克思主義在理論與現實間從容地穿梭,誠然爲現實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精神推動 。

                                                                                  隨着經濟全球化、政治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全球範圍內的矛盾與問題也日漸增多:生態問題日益凸顯 ,城市化進程中的空間正義與城市倫理問題亟待解決。馬克思主義哲學對這些現實面對的問題做出了理論上的應答。

                                                                                  生態問題的出現是資本逐利性與無限增殖的後果之一 。對資本的批判則是勢在必行之事。陳學明教授在《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是“證僞”還是“證實”了馬克思主義 ?》一文中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 ,但是其所面對的危機仍將無法避免:“生態社會主義認爲當今資本主義世界面臨着重大危機,而這種危機從本質上說就是生態危機  。”[4]導致這種生態危機的出現正是資本的無限擴張所造成的  ;同時在《資本邏輯與生態危機》[5]一文中 ,陳學明教授深入探討了生態與資本的關係 ,並且指出瞭解決生態危機根源的道路。馬克思強調要同資本主義展開鬥爭 ,因爲資本主義不僅具有剝削人的特點  ,同時還在剝削自然 ,這些都根源於資本的無限增殖的本性。作者認爲要想在現有的基礎上解決生態危機,就要“在限制和發揮資本邏輯之間保持合理的張力 ,將資本在實現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對自然環境的傷害降到最低程度。”[6]從而解決人類生存所面臨的危機。

                                                                                  以空間的角度對問題加以認識,實現“空間轉向” ,是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除時間線索外的另一條重要邏輯線索。胡大平教授在《“空間轉向”與社會理論的激進化》[1]一文中指出,空間轉向“不簡單意味着空間成爲研究的流行論題”,它的真正意義在於“改變傳統社會歷史認知的方法論”,即改變對時間分析的偏好 。作者從階級問題和經濟視角加以分析並指出,無論是時間視角還是空間視角,“它面對的是大規模的政治和經濟過程 。”空間視角作爲表述社會激進理論的任務具有很強的自我更新的能力。鄒詩鵬教授以生存論爲規定性,從空間的角度切入來解讀馬克思的理論 。作者在《空間轉向的生存論闡釋》一文中指出馬克思的空間是“社會空間、相對空間或感性空間” ,相應的空間問題也是社會政治問題 ,“馬克思實際上是在社會存在論及其批判的社會理論視域中處理空間的。”[3]鄒詩鵬教授認爲 ,馬克思指出空間不是作爲外部的約束條件而存在着的,而是伴隨着人的實踐活動感性地顯現在人們面前 ,成爲人的感性活動和感性關係的條件。空間生產就是人類歷史實踐活動的具體表現之一 。莊友剛教授在《空間生產與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範式轉型》一文中強調空間生產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實現理論創新對現時代進行深入通徹的反思和批判的一把鑰匙,是實現歷史唯物主義當代出場的一種根本路徑。”[5]在空間生產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話中,產生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生產理論 。車玉玲教授對空間的含義進行系統的梳理,並且通過對“空間的資本化使用”進行反思,批判了現有空間生產的非正義性。她在《空間的多重維度——作爲政治與資本表達的空間》一文中指出 ,空間不僅是具有自然空間含義的靜止的生存生產場所,同時“人的所有活動不僅要在空間中展開 ,而且還在不斷地對空間進行改造與重構 ,從而生成了屬人的空間 。”[7]另外,在她看來 ,在空間生產的過程中 ,空間服務於資本的增殖,以更爲隱蔽的方式擴大着貧富差距。空間生產在經濟上造就的不平衡性導致了空間在作爲政治表達的過程中呈現出一種非正義性 ,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受資本和政治的操控 ,同一地區的空間資源分配差異也是空間非正義的集中體現。可以說,對於空間理論的研究是2012年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一個突出內容,衆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關注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轉向 ,這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轉向 。

                                                                                  另外 ,在2012年空間理論與當代城市問題、及其與中國城鎮化進程的緊密結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對於現實應答的一個具體表現。陳忠教授在《城市啓蒙與城市辯證法:再論城市哲學的建構》一文中指出,城市作爲人的創造物 ,既是“多樣、異質生產方式等文明要素的空間聚集”[2],又是“人的交往性、社會性的一種具體空間化實現”[3],同時還是“空間行動與空間知識的雙向互動與具體統一”[4]。城市的生成、發展與人的啓蒙和交往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理論,人的全面啓蒙促進城市的繁榮發展,城市的健全與興盛亦是人的建設與發展的反映,在城市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隨着物質文明的極大豐富 ,多元主體的利益訴求應該給予更加細緻的關注 ,這也推動着城市從宏觀正義向微觀正義的積極轉換 。這種轉換在時間上來看,從古代到近代再到現代 ,城市正義的發展的方向經歷了由權威、民主思路向共識共商的契約論精神和個體自由理性再向以微觀爲基礎的需要理論自覺建構的階段,空間上,從生成論角度意義上來說  ,“‘正義’是一個城市學現象 ,城市是正義生成、發展的具體場域,城市的結構特質影響或決定正義觀的具體特點”[5] 。在正義觀的轉換趨勢上,城市的社會結構決定着正義觀的形態轉換 。“從強調宏觀正義逐漸走向強調微觀正義,是正義研究的總體趨勢。”[6]在當代對正義的研究以一種微觀的視域呈現於社會之中,是緣於城市文明發展的變化。在不同的利益、意識形態的背景下,唯有推動微觀正義的建立 ,才能成爲新城市繼續多元發展的秩序保證。

                                                                                  三、對話範式的多元化展開

                                                                                  除了上述的內容之外,2012年對話範式在多元的領域中展開 ,不僅停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內部之間、哲學與現實之間的對話,而且在不同的學科之間展開  ,充分顯示了哲學的生命力 。

                                                                                  首先 ,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繼續進行對話 。馬克思本人曾經對未來哲學做出過這樣的展望:“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時代,那時哲學不僅在內部通過自己的內容,而且在外部通過自己的表現,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相接觸並相互作用。哲學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體系相對立的特定體系,而是變成面向世界的一般哲學,變成當代世界的哲學。”[1]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在當代的研究中得到了體現 。對此,在中國學界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哲學、西方哲學的對話中  ,2012年學者們進一步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1956年,李達在武漢大學哲學系建系之始便提出“‘一體兩翼’的思想 ,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爲‘體’,以中外哲學史爲‘翼’ ,帶動其他學科全面發展 。”[2]這一觀點在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中得到了認可與繼承。吳曉明教授在他的文章《當代中國的精神建設及其思想資源》中指出 ,當代中國的精神建設是中國歷史實踐提出的重大要求。就中國的自身發展而言 ,新的發展變化要求新的哲學形態產生 。“哲學新形態的思想資源即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 ,其自主的創造性融合,將積極地指向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4]中西馬的對話,既是時代發展的現實要求 ,又是捕捉重大問題的理論自覺。哲學對話所產生的“化合效應” ,勢必會產生出一系列富有價值的精神資源,引導文明向新的方向發展 。趙敦華教授十分關注中國哲學走向的問題 ,他先後發表了“‘大哲學’視野中的現代中國的哲學”、“哲學的‘進化論轉向’”、“西方哲學的出路:終結還是轉變?”、“研究馬克思哲學和西方哲學的‘正本清源’方案”、“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的十個誤解”、“中國古代的價值律和政治哲學”、“中西形而上學同源分流論”等文章,旨在表明他對於中國哲學理論之間對話融合的期盼。

                                                                                  2012年  ,以上的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在具體的理論匯流中   ,汪信硯教授通過研究發現西學東漸成爲了當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重要的客觀條件,從研究西學東漸史的角度出發 ,來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傳播、發展以及與中國哲學和其他中國傳統思想對話的過程 。在西學向中國傳播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被留了下來的原因,是因爲“近代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是在對各種西方學說進行鑑別、使其在中國社會受到實踐檢驗並發現它們並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後才轉而自覺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5]而且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傳入中國並與傳統文化積極對話的過程中 ,促使中國哲學從古代向近代的積極轉型 ,在新時期的發展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理性得到中國哲學界的認可,積極地與中國哲學對話併成爲中國現代哲學的主流。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與西方哲學的對話方面,張一兵教授在以對阿多諾的批判爲中介的背景下  ,在本體論問題上使海德格爾與馬克思展開了對話 ,作者在《探索海德格爾之路中的迷失和可能的光亮》一文中指出,“馬克思第一個將幾千年來哲人們從感性對象化物象之多背後拖出的絕對本質(第一性的物質或者理念)向下歸基和消解爲歷史性的社會實踐。”[2]海德格爾稱讚馬克思的理論顛覆了以往的形而上學 ;而“海德格爾則進一步將一切有可能成爲最高本原的現成對象(物、人、甚至意向)均指證爲石化的存在者,並將其歸爲擺脫了馬克思那種社會性規定的抽象交道性的關涉(《那託普報告》,1922年),由此建構了一種差異性的‘更基礎’的關涉性存在。”[3]海德格爾將本體論重構爲存在論,並將存在“向下歸基爲這個存在者總體世界的真相 。”[4]海德格爾的交道性關涉對馬克思的歷史性實踐的發展具有非歷史性的倒退,但是對於海氏自身的理論進程卻具有邏輯一致性 。胡大平教授也在對虛無主義反思的背景下展開了尼采與馬克思思想的對話 。他認爲 ,在現代性的圖景中所有固定東西的合法性都受到了威脅 ,在尼采與馬克思的對話中  ,人們在他們的思想中發現了共通的東西“即上帝死亡之後歐洲歷史的創傷。”[5]但是在隨後的行動中,馬克思在理性的範圍內重新建立起實踐理性的主客體同一性的背景,強調代替已死上帝的是實踐所具有的源源不斷的生產力,而尼采則“要求再度越過基督教的與後基督教的(或新教的)理性——即歷史——重新評價歐洲的歷史  。”[6]二者所具有的顯著區別卻在後現代的絕對正義的解構中獲得了延伸 ,也即馬克思的革命觀和尼采的“重估一切價值”的思想 。

                                                                                  其次 ,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部門哲學就現實問題展開對話 。在現實問題的推動下國內學者着眼於政治哲學中公平、正義等方面的問題  ,在理論研究的過程中借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資源 ,以期在中國語境下解決現實問題。首先,需要在理論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正義思想進行梳理與闡釋  。李佃來教授在《“正義”的思想譜系及其當代構建——從馬克思到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一文中指出,馬克思在對資本邏輯進行批判的過程中 ,是受其自身的內在正義邏輯指引下完成的  。他強調 ,“屬於馬克思的正義 ,或者說馬克思眼中的正義,是一種普遍的而非特殊的正義,是一種旨在實現人的普遍解放與人的關係之普遍和解的思想求取 ,而非對市民社會之權利和公正的理論辯護 。”[2]李佃來將馬克思的正義區分爲思想形式和實踐形式 ,認爲思想形式隱匿於後臺 ,實踐形式則在前臺彰顯活力。在馬克思那裏對正義的實踐集中於革命的實踐活動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在社會背景的改變下積極重構馬克思的正義理論,通過分析的手法將平等和剝削等概念梳理明晰 ,以期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彰顯馬克思的正義觀 。在沒有市民社會基礎和個體意識傳統的中國 ,發展到現代出現市民社會的萌芽,作者強調我們應該“在理論與現實之間做一種‘移植’或者‘嫁接’,而不是簡單地‘回到馬克思’去原原本本地開發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當代性思想資源 。”[3]在關注現實分配正義的問題上 ,段忠橋教授發表的《關於分配正義的三個問題——與姚大志教授商榷》[4]是對2011年姚大志教授發表的《分配正義:從弱勢羣體的觀點看》[5]的關於正義問題的理論對話 。作者針對分配正義的論述提出了三點自己的看法 ,利用分析的方法將分配正義、分配正義與平等以及分配正義原則的施用範圍進行界定和釐清。姚大志教授的觀點兼顧了平等和福利 ,段忠橋教授的分配正義原則則更多從學理和概念上進行了明晰和確定。針對現實分配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如何兼顧以達到在現有發展水平下,採取更接近正義原則的方法來進行分配 ,是學界所需要進一步界定和探索的。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經濟學的對話中  ,學者們除了關注由此形成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哲學本身的思想內容以外  ,從理論形成的重要背景和影響因素的角度進行分析和解讀 。其中 ,餘源培教授在《蒲魯東經濟哲學思想研究》一文中  ,對蒲魯東的唯心主義經濟體系進行剖析,強調了其著作《什麼是所有權》對思想轉型時期的馬克思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普魯東“將哲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研究社會問題的思路 ,包含着政治經濟學發展與變革的因素與可能。”[1]馬克思對普魯東思想的批判和揚棄 ,促進了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的發展和轉變 。

                                                                                  在社會哲學方面 ,既有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社會學的對話 ,亦有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哲學的對話 。在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哲學對話研究方面,鄒詩鵬教授在《馬克思主義史研究的社會哲學視角》[2]中強調,儘管社會哲學與馬克思主義有着原則上的區別,但是二者已經在思想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國形成了密切的聯繫,“馬克思主義傳統已經轉化爲社會哲學的資源,併成爲經典社會哲學最重要的部分,且持續地影響着現代社會哲學尤其是社會理論;另一方面,社會哲學也深深地影響着馬克思主義傳統 ,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實證科學追求 ,到第二國際的實證主義傾向 ,再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理論以及科學主義路向 ,都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傳統對社會哲學的應對吸納與批判,以確保和重構自身獨特的解放政治及其現代性批判旨趣。”[3]

                                                                                  在文化方面 ,繼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之後 ,黨的十八大再次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戰略,爲中國文化的未來規劃藍圖。國內學者也從文化哲學的角度對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探討 。經濟是社會發展的有力推手,而文化則承擔着樹立國際形象 ,表達友好交往的重要任務 ,發展中國經濟的同時更要重視中國文化軟實力的發展。衣俊卿教授在《論中國文化軟實力建設的實踐方略》[4]文中闡明瞭當代中國文化軟實力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並在三個維度上對推進文化軟實力建設提出了建議 。文化軟實力的建設是一個不斷生成的過程 ,立足於中國當下所面對的問題 ,堅持以問題意識帶動文化實力的建設 。科學發展觀的形成,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 ,何萍教授在《從文化哲學看科學發展觀》一文從文化哲學視角解讀科學發展觀“實際上是以文化理性爲理性基礎,選擇文化發展模式,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文明觀”[6]的一種指導思想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注入文化理性的因素 ,是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發展理論 ;向下具體到個體文化建設上 ,科學主義的“去魅化”時代讓人們沉浸在物的狀態中而逐漸喪失了建設精神家園的能力,車玉玲教授在《神聖與神祕主義:俄羅斯文化的主要維度》[1]一文引出俄羅斯文化中的“神聖”概念,指出“神聖”的非理性的心靈體驗將能夠成爲對科學主義的泛化進行抵抗的非常重要的手段  ,在人們普遍進入了虛無主義的世界之後,神聖和神祕主義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徵使人類擺脫虛無 ,回到精神上的崇高成爲了可能 。

                                                                                  女權主義理論的研究雖然在國內並未成爲主流,但是隨着公平等問題的探討以及中國女性對自我權利的呼喚,理論的方向必將指向女權問題的解決 。李志教授在《李達的女性理論——規範意義及中國女性解放的視角》[2]一文中指出,李達立足於馬克思主義立場 ,運用社會學、人類學的方法對中國女性的歷史地位和處境作了分析 ,在進行普遍分析的同時還對中國的女性問題給予關注 。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發展也要求女性承擔與男性相同的工作壓力,女性由於生於撫養問題在工作中普遍受到歧視  ,同時女性在承擔工作的同時還要承擔撫養的壓力  ,總地來說就是要承擔更多的壓力 ,享受更少的福利 。在這樣的現實社會背景下對女性理論進行關注,將理論與現實對話,試圖從中找到解決中國女性問題和實現解放女性運動的現實道路。

                                                                                  綜上可見 ,對話範式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提供了一條特殊的途徑  ,對話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衆多研究範式之中 ,對話範式的重要地位日益凸顯出來 。總結看來有如下幾點原因:首先 ,對話範式以一種交流的方式打破了哲學理論與理論之間、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壁壘 ,逐步形成了哲學理論貫通融合的趨勢 ;其次 ,在理論與理論對話的過程中,理論的不同流派、不同立場在對話交流的過程中都互相開闢了理論之前所不曾涉及到的方面和領域,爲理論的研究拓寬了視野  ,同時,在對話中學習和借鑑其他理論的優秀成果 ,爲發展本土理論,形成自己的哲學理論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本土的理論在之後進一步的對話中,又將積極帶動其他對話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在相互推動相互借鑑中實現理論的進步和發展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  ,對話範式在理論與現實的對話中 ,不斷激發着理論問題意識的產生以及對現實重大問題的關切,這既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具有的高度理論自覺性,同時也加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步伐。畢竟理論只有與現實相結合,才能成爲推動現實進步的思想指導  ,才能常用常新,在應對現實的多變性中彰顯理論所具有的旺盛的生命力。總之,唯有將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時代問題展開對話,積極回答現實的迫切需求 ,同時建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並使之與國內外各流派、各學科理論積極進行交流 ,才能更爲全面地把握現實問題 ,才能確保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論視野與時代價值得以充分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