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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範式的形成與邏輯(曹典順)

                                  發佈時間: 2013-12-14    文章作者:     瀏覽次數: 76

                                  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推廣 ,起始於新文化運動,盛行於新中國建設時期  ,創新於改革開放時代 。無論是新文化運動 ,還是新中國建設 ,抑或是改革開放 ,都必須有着與之相統一的意識形態 。也即是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推廣,與中國發展道路的實踐不可分離,或者說  ,自馬克思主義哲學開始在中國傳播起 ,它就極具政治意蘊 。爲了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一政治意蘊相適應,不論是新文化運動時期(有學者認爲是五四運動時期)李大釗撰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還是新中國建設時期艾思奇編寫的《辯證唯物主義講課提綱》,學者們更爲關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用性” 。對於新中國成立以後普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材 ,學術界稱之爲“教科書範式”。所謂“教科書範式”,就是指爲滿足學校教育的目的而確立的“教材模式” 。與之相適應,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範式(以下簡稱“教科書範式”),就是指爲了滿足學生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知識的需要而確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材模式” 。可以說,由於“教科書範式”更簡明和更通俗的特點,它對於人們迅速瞭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 ,對於迅速將其轉化爲社會實踐的指導思想,起到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伴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教科書範式”平面化、靜止化、機械化和容易導致教條主義的特點日益顯現,即“教科書範式”的負面性特點開始引起學術界的關注  。這就意味着,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範式的時境已經到來 。爲了解釋諸多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遇到和麪臨的理論困難 ,學者們開始以專題的形式闡釋和研究諸如馬克思主義價值哲學、馬克思主義人學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個別性原理和類別性原理。這種研究範式即爲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範式(以下簡稱“原理範式”) 。這就是說,所謂“原理範式”,就是指爲了更加深度地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相關原理”,用專著的形式闡釋該原理的“研究模式”。縱觀三十多年的“原理範式” ,它始終處在不斷變化或深化之中 。具體而言,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多樣化和“原理表述”的差異化,始終是理解這一範式的歷史主線 。而從邏輯思維的角度看,“原理範式”的理論思維實現了對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發展和創新 ,即融入了現代哲學更爲關注“生活基礎”的生存論哲學成果。

                                  一、“教科書範式”的中國化困境:“原理範式”的出場時境

                                  馬克思主義哲學雖然產生於19世紀的西方國家,但對於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根本原因在於 ,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產生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 ,能夠成爲中國共產黨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初期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括和傳播 ,有着嚴格的既定規範,即“教科書範式” 。也許有學者會質疑 ,“教科書範式”不是指“教材模式”嗎?難道黨、政、軍、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掌握也是通過“教材模式”?事實正是如此,當時整個中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解讀都是圍繞“教科書範式”的形式展開的。“教科書範式”的形式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首先,從體系上看,“教科書範式”基本是由四大模塊組成 ,即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和歷史觀 。這一體系的確立 ,根源於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在由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著、經聯共(布)中央審定的聯共(布)黨史正式課本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斯大林親自撰寫第四章第二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基於蘇聯當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以及斯大林在蘇聯的權威身份,人們不自覺地就把斯大林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視爲“真理範疇”。“教科書範式”的四大模塊,即爲這一“真理範疇”演變的結果。其次 ,從內容上看,“教科書範式”追求“四化”,即教科書內容概括“準確化”、教科書知識“原理化”、教科書理論“共識化”、教科書表述“權威化” 。從根本上說,“教科書範式”追求“四化”是社會建設和發展的需要,即人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必須有一個自認爲“科學與合理”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這顯然是合理和正確的,但學者們在研究和構築這樣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過程中,卻對“教科書範式”作出了“教條化”的構建,這不僅表現在追求教科書內容概括上的“準確化”、教科書知識上的“原理化”、教科書理論上的“共識化” ,還表現在力圖表徵教科書的表述具有“權威性”之上。再者  ,從影響上看,“教科書範式”迎合了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對意識形態的“同一性”需求,即全社會只有一個合法闡釋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形式——“教科書範式”。新中國成立之初,人們普遍認爲 ,應該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的“大同社會” 。從哲學上理解 ,這樣的“大同社會”就是“同質性社會” 。在“同質性社會”裏 ,“意識形態”具有“同一性”。所以 ,“教科書範式”迎合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對意識形態的“同一性”需求,是其基本的任務。“教科書範式”的以上特點表明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 ,它的“出場”、“在場”是合理的,也是必須的 ,爲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隨着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教科書範式”表現出的“教條化”特點(注:需要指出的是,這裏所指代的“教條化”,是指“教科書範式”從“形式上”看 ,容易導致“教條化” ,而不是指“教科書範式”本身具有“教條化”)就與改革開放需要持續“意識創新”的特點十分相悖,甚至衝突。從哲學的視角看,“教科書範式”的存在價值是不容置疑的 ,不論時代如何發展,它都有存在的必要 ,當然,可以變化其存在的名稱和存在的形式。但從辯證法的角度看,“教科書範式”本身的弱點僅靠“教科書範式”自身的改革和創新 ,很難滿足社會快速發展和深度發展的需要。也就是說 ,必須創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範式 ,以適應因改革開放而導致的“時境”變化 ,而且新創設的研究範式,恰恰能夠彌補“教科書範式”在“這一問題”上的相對不足 。“這一問題”就是當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問題,而中國化是一個多維的問題 ,即不能與時代化與大衆化相互切割的問題,所以 ,嚴格意義上而言 ,“這一問題”就是當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時代化、大衆化問題。但在我們看來 ,時代化與大衆化問題 ,本質上從屬於中國化問題 ,即中國化既包含時代化,也包含大衆化。那麼,爲什麼“教科書範式”的中國化困境會成爲“原理範式”的出場時境呢 ?或者說,爲什麼說“教科書範式”的中國化困境必然會導致“原理範式”的出場呢?歸根結底意義上看 ,這是源於兩者共同的“問題意識”,即“原理範式”的“問題意識”與“教科書範式”的“中國化困境” ,具有諸多相似之處 。

                                  “原理範式”對“原理經典根據”的重視 ,有利於克服“教科書範式”對相關原理理解的片面化和靜態化,從而在內容性層面上保障“教科書範式”的中國化。在“教科書範式”中,尤其在專科生、中專生、高中生所使用的教材中,幾乎只是對相關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理”進行表述和闡釋,至於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們是如何表述的,並不加以註釋和論證。這種只是圍繞“教科書範式”自身體系進行論證的“原理” ,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摸索階段(即改革開放前期) ,沒有得到學術界的重視 ,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專家們認爲這些“原理”應該天然正確,沒有必要對其進行哲學層面的“反思” 。隨着改革開放的進行和深入,涉及“中國道路”的許多問題,都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給以支持,而“傳統教科書範式”中的“原理”卻無法滿足這一需要 。因此,對“教科書範式”中的諸多“原理”進行“反思”,就不得不成爲學術界關注的重要問題。與之相適應 ,“重讀經典”、“回到馬克思”等  ,一度成爲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主流 。比如  ,楊耕的專著——《爲馬克思辯護:對馬克思哲學的一種新解讀》、張一兵的專著——《回到馬克思:經濟學語境中的哲學話語》、徐俊忠的專著——《歷史·價值·人權——重讀馬克思》。直至當下  ,“閱讀原著”依然是每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專家的基本功課。無論是“重讀經典” ,還是“回到馬克思” ,其根本目的就是 ,試圖通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相關“原理”的闡釋,以尋找構築“中國道路”的根據和方法 。也就是說,“原理範式”更爲關注“原理”的“真實意蘊” ,即向“原理”的片面化和靜態化說“不”。馬克思曾經指出,“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羣衆;而理論只要徹底 ,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 。這即是說 ,從理論思維的邏輯意蘊上理解,只有保障“原理”的“真實意蘊” ,才能使得該“原理”具有現實性 。從“中國道路”的層面理解就是 ,“原理範式”對“原理”的“真實意蘊”的重視 ,可以更好地令相關“原理”具有“中國道路”的意蘊 ,即使得該理論成爲馬克思所指代的“徹底性理論”,從而保障“教科書範式”的中國化得以成爲現實   。

                                  “原理範式”對“原理當代意蘊”的重視 ,有利於幫助學者們發現“教科書範式”相關原理的機械化和教條化,從而在操作化層面上保障“教科書範式”的中國化。在改革開放初期,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許多“原理”,不但已經不能解釋“中國道路”中的許多新事物、新現象,而且還有一些“原理”甚至成爲制約“中國道路”探索的理論障礙。比如 ,在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係問題上  ,能不能突出社會存在的決定性作用;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關係問題上 ,能否考慮生產力具有優先發展的“地位”;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階級鬥爭是否可以不再被視爲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或主要矛盾;在社會發展的歷史形態問題上,中國是否可以跨越物質產品極大豐富的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在本質特徵上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所指代的“實踐”與其他哲學家所指代的“實踐”有何根本的差別 ,等等 。這些理論困難或理論障礙之所以會出現  ,其原因並不是出在相關“概念”的構築之上,而是由於諸多概念未能被賦予與新的時代精神相統一的“時代內涵” 。比如,“社會存在”、“社會意識”、“階級”、“階級鬥爭”、“實踐”等“傳統教科書範式”的概念,完全可以繼續成爲改革開放時代的“教科書範式”的概念 ,但它們的“內在本質”可能要進行重新理解。比如 ,在“傳統教科書範式”中 ,如果能夠準確表徵“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係,那麼 ,爲什麼還會出現“社會意識”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文化大革命”現象呢?又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 ,即在資本主義時代提出的,“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2],爲什麼會適用於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的中國社會呢 ?馬克思雖然在回覆諸如查蘇利奇等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困惑中 ,提出過“跨越卡夫丁峽谷”問題,但馬克思並沒有提出社會主義可以不經過物質產品極大豐富的資本主義階段,也就是說,是否還要經歷一個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呢 ?需要指出的是,相關概念“內在本質”的重新理解 ,都是基於社會實踐的需要,即“原理範式”突破“傳統教科書範式”相關原理的機械化和教條化,就是爲了“中國道路”的探索和踐行。這樣,“原理範式”就成了“教科書範式”中國化的補充或詮釋 ,即滿足了人們對“教科書範式”相關“原理”深層次理解的需求 。

                                  二、“原理”多樣化和“原理表述”差異化:“原理範式”的歷史發展

                                  “教材”和“專著”的相似之處在於  ,它們都是對相關“原理”的闡釋。“教材”和“專著”的不同之處在於,“教材”具有“教育”的功用 ,它關涉的“原理”必須具有普遍性和權威性;“專著”具有“創新”的意蘊,它關涉的“原理”具有特殊性和創新性。與此邏輯相適應,“教科書範式”與“原理範式”的相似之處在於,它們都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闡釋,“原理範式”中的“原理表述”可以上升成爲“教科書範式”中的“原理表述” ,“教科書範式”中的“原理表述”也可以退出“教科書範式”而進入“原理範式”的研究視域 。“教科書範式”與“原理範式”的不同之處在於,“教科書範式”中的“原理”代表它所處的時代所能達到的最高學術水平,即關涉原理具有“相對徹底性” ;“原理範式”中的“原理”是學者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創新性認識”,即爲了發現馬克思主義哲學更大價值所做的研究,不一定是該時代的最高學術水平。以上的分析表明  ,“原理範式”的最大特徵莫過於認可“原理”的“差異性”。這個“差異性”表現爲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在“原理範式”的視域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理”並不僅僅侷限於“教科書範式”所涉及的“原理”,“原理”可以無限多 ,即具有“多樣性”。馬克思主義哲學從本質上說是“實踐哲學”,而“實踐”是社會發展中最爲活躍的因素之一 ,所以 ,爲了保證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道路”踐行中不會“缺場”或“空場” ,必須拓寬它的研究領域,並將每一研究領域所涉問題都逐步提升到“原理研究”的高度。另一個方面是,在“原理範式”的視域中,任何“原理”都可以有着不同的表述 ,即不存在“原理表述”的“絕對權威” ,“原理表述”具有“差異性”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十分豐富,有些還十分學術化,不利於中國化 ,所以,“教科書範式”被視爲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著作和思想的概括或“教材化” 。但教科書體系並不是馬克思創設的體系,諸多“原理”也都有特殊的“語境” 。比如,針對人的本質問題,馬克思就做過不同的表述 ,他既說過 ,“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3],但也表述過 ,“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4]。“原理範式”的三十年發展 ,就是要通過“原理”背後的“語境”研究 ,來創新、豐富和完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理”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多樣化和“原理表述”的差異化這一“原理範式”的主線理解,“原理範式”的歷史發展可以概括爲三種研究路向 。

                                  試圖彌補“教科書範式”沒有涉獵或關注不夠的“原理”的教育功用而撰寫的“專著性教材”,即以教科書的形式出現,卻又實爲專著研究體系而非“教科書範式”體系的研究,或者說  ,是具有“教科書意蘊”的“原理範式”研究 。馬克思在總結以往哲學家的研究主旨時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 ,問題在於改變世界”[5]。這就是說 ,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專家的使命之一就是 ,通過學術的形式參與到改變世界的社會實踐之中 。撰寫具有“教科書意蘊”的“原理範式”專著就是其中最爲重要的參與形式之一。比如,陳先達撰寫的專著——《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若干重大問題研究》、安啓念撰寫的專著——《馬克思恩格斯倫理思想研究》、孫正聿撰寫的專著——《哲學通論》、趙劍英與俞吾金撰寫的著作——《馬克思的本體論思想》,等等,它們雖然都是以專著的形式出現,但都可以作爲“教材”使用 。孫正聿先生對這種具有“教科書意蘊”的專著的使用狀況 ,以《哲學通論》爲例 ,做過一個總結。他認爲,“先是高校云顶集团陸續開設‘哲學通論’或‘哲學導論’課程,後是部分高校的非云顶集团把‘哲學通論’或‘哲學導論’作爲人文素質教育課程而予以普及推廣;與此同時 ,《哲學通論》這部專著性教材 ,在‘哲學通論’課程的普及推廣中得以廣泛使用 ,並作爲哲學基礎理論研究成果而得到學界和哲學愛好者的廣泛關注”[6] 。這就是說,孫先生也認爲,“原理範式”的專著,完全可以作爲“教材”加以使用 。需要指出的是  ,“原理範式”就是“原理範式” ,它只是具有“教科書意蘊” ,而不可能取代“教科書” 。也就是說,雖然“原理範式”與“教科書範式”的功用有所交叉 ,但由於邏輯體系的不同 ,兩者之間只能是一定限度的互相補充 ,不可能互相取代 。而“原理範式”之所以能夠對“教科書範式”予以補充 ,主要是因爲“原理範式”所論及的“原理”亟待上升到“教科書範式”的“原理”,或者說,雖然“教科書範式”非常需要“該原理”的支撐  ,但當下的學術界還沒有對“該原理”的可行性和準確性等達成共識 。當然 ,隨着時代精神或學術研究的發展和進步,既定的“原理範式”的專著很快就會從“教科書”的行列“退場” ,即它不再具有“教科書意蘊”,而“教科書範式”的“教科書” ,則具有相對穩定性 ,即不會輕易“退場” 。

                                  對於“教科書範式”中沒有展開論證的諸多“原理” ,有必要通過專著進行深入探討 ,以發現這些“原理”更爲寬泛的價值和意義 ,我們稱之爲(而)具有“哲學意蘊”的“原理範式”研究。打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科書 ,很容易看到和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諸多“基本原理”和諸多“根本性結論”,但對於在社會實踐中如何踐行和驗證這些結論 ,教科書中卻沒有提供具體的操作方法。正因爲此,馬克思主義哲學遭到了衆多的誤解和責難 。誤解和責難有三種情況 ,一種情況是因故意曲解而遭受的責難 ,另一種情況是因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無知而產生的責難 ,第三種情況是因馬克思主義哲學自身的表述不夠準確或研究成果不夠徹底而導致的責難。從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歷史來看,三種責難的情況都有所發生。就當下中國而言 ,前兩種責難的狀況也相當嚴重。因爲 ,不論是否定改革開放的極“左”派學者 ,還是否定社會主義的極右派學者,以及因不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而盲目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諸多國民(尤其是越來越多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人) ,都會不同程度地責難馬克思主義哲學 。比如 ,“教科書範式”中有兩個基本的原理,一個是 ,“辯證法”是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顛覆不破的規律;另一個是,“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最爲本質的特徵。“辯證法”和“實踐”雖然都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但它們都不是馬克思的發明和創造。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 ,還是古希臘的哲學研究 ,都證明了“辯證法”和“實踐”所具有的意義。但在當下的現實生活世界裏,“辯證法”和“實踐”這兩個“原理”,往往被人們視爲空洞的“教條”  ,“辯證法”淪落爲“變戲法”,“實踐”淪落爲因“理論匱乏”而尋找的藉口 。對於學術界而言,學術界有責任和義務反思自己的學術成果,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者應該反思自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表述是否準確、研究成果是否徹底 。在這種意義上,對“原理”的“拓展研究”(即不侷限於“教科書範式”所規劃的“原理”,認可“原理”多樣化)和“深度研究” ,就顯得格外重要。因爲,只有通過“原理範式”的這種“學術化研究”(即“哲學意蘊”的研究),纔可能發現“教科書範式”表述的“原理”所具有的更大價值和意義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具有“哲學意蘊”的“原理範式”專著非常廣泛。比如,僅僅圍繞“辯證法”和“實踐”兩個“原理”所展開的研究,就不勝枚舉,如趙光武撰寫的專著——《辯證法的歷史與邏輯》、孫利天撰寫的專著——《論辯證法的思維方式》、賀來撰寫的專著——《辯證法的生存論基礎——馬克思辯證法的當代闡釋》、肖前等撰寫的著作——《實踐唯物主義研究》、陸劍傑撰寫的專著——《實踐問題與矛盾問題新論》、張汝倫撰寫的專著——《歷史與實踐》、任平撰寫的專著——《交往實踐與主體際》,等等 。

                                  “中國道路”的構築和建設 ,不可能離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 ,對涉及“中國道路”構築和建設的相關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進行合理性和可行性論證的專著,即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性保障,我們稱之爲具有“現實意蘊”的“原理範式”研究。從蘇聯的解體、東歐的變看 ,僅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體系或知識的灌輸,顯然是不夠的,必須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與所在國的具體國情相適應的國家發展道路 ,人們才能夠相信和支持“社會主義道路” ,即相信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從朝鮮、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道路看,它們相信蘇聯“教科書範式”中的“原理”是絕對正確的,雖然保證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動搖,但卻沒有實現物質產品的極大豐富  ,而這不但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則不相符合 ,也不能滿足人民羣衆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因此 ,在“中國道路”的理論構築和現實建設中,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 ,一定要努力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 ,以吸取相關國家發展道路的教訓 。也就是說 ,如果不能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不但很難保障“中國道路”的“社會主義”特性,而且還可能會影響到“中國道路”物質產品成就的獲得 。從“學術意蘊”和“現實意蘊”的雙重視角看 ,“中國道路”的總設計師——理論專家、“中國道路”踐行的總指揮——鄧小平 ,應該是當代中國“原理範式”的締造者。因爲 ,學者們在鄧小平的啓發下 ,積極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實”合理性和可行性,出版了諸多屬於“原理範式”的專著 。比如 ,黃楠森撰寫的專著——《鄧小平理論的哲學基礎研究》、袁貴仁撰寫的專著——《價值觀的理論與實踐:價值觀若干問題的思考》、葉汝賢等撰寫的專著——《當代中國建設的哲學》、陶德麟撰寫的專著——《回答現實的呼喚——哲學與當代社會實踐》、歐陽康等撰寫的專著——《在觀念激盪與現實變革之間——馬克思實踐觀的當代闡釋》 ,等等 。也正是因爲這些具有“現實意蘊”的“原理範式”研究成果,一定意義上支持了“中國道路”的構築和建設 ,使得中國社會的物質產品極大豐富(注:中國已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國),“中國價值”被譽爲“北京共識”,衆多學者(包括外國學者)的研究興趣轉向“中國道路”。

                                  三、走向“創新-自由”的實踐哲學範式:“原理範式”的理論思維

                                  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爲一種獨立的理論思維,必然有着與之相適應的獨特“邏輯”。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邏輯不是一成不變的,隨着馬克思主義哲學所處的“時境”變化,其也在發生着這樣或那樣的變化 。最初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邏輯被理解爲實踐哲學 。比如,“實踐的唯物主義”、“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等 。當然,人們對實踐哲學的理解是不同的,或者說  ,並不是只有馬克思創立的哲學纔是“實踐哲學”。從西方哲學史的視角看,古代的亞里士多德、現代的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等 ,也都被視爲實踐哲學家。這就是說,對“實踐哲學”的界定 ,可以有不同的視角。王南先生把這種不同視角概括爲三個方面,“實踐哲學一語至少被人們在三種極爲不同的意義上使用 ,即以實踐爲研究對象這一意義上的實踐哲學,將人的實踐活動視爲第一活動或最基本活動方式、亦即將實踐哲學視爲第一哲學意義上的實踐哲學 ,以及最爲根本的作爲思維範式的實踐哲學”。很顯然,馬克思主義哲學可以符合上述任何一種界定 。但限於篇幅,本文只研究與“原理範式”相關的實踐哲學界定 。“原理範式”是基於“出場學”理論的產物,而“出場學”的合法性即是建立在方法論而非本體論基礎之上。因此,“原理範式”的理論思維 ,就是一種實踐哲學範式。但是,當下時代產生的“原理範式”與馬克思當時所創立的“實踐哲學範式”,已經存在明顯的不同。很多學者對馬克思創立的“實踐哲學範式”做過解讀 。比如,王南先生就將其解釋爲,“實踐概念的根本特徵是以藝術爲自由活動之典範,因而其實踐概念從根本上說來是一種藝術-生產範式,而非技術-功利主義範式,從而馬克思的實踐哲學也便只能是一種藝術-生產型的實踐哲學範式”[7] 。但是,直到現在  ,還鮮有學者從“原理範式”的視角解釋“實踐哲學範式”  。而要想科學和準確地把握“中國道路”與“中國價值” ,是離不開從“研究範式”的視角解釋“實踐哲學範式”的 。從“形而上學”的視角看 ,“原理範式”的“根據”依然是“第一哲學”意義上的馬克思的“實踐哲學”,但方法論意義上的馬克思的“實踐哲學範式”已經因“時境”的改變而發生了變化 ,當下“原理範式”的理論思維或邏輯,可以概括爲“創新-自由”的實踐哲學範式。之所以如此概括 ,是因爲“原理範式”的理論思維還具有三大特徵 ,即從“原理範式”對“形上意蘊”的把握看,其“形上意蘊”的“當代意蘊”是“實踐哲學”;從“原理範式”對“存在方式”的把握看 ,其“存在方式”的“當代意蘊”是“創新”  ;從“原理範式”對“存在意義”的把握看,其“存在意義”的“當代意蘊”是“自由”。

                                  “原理範式”是一種從“形上意蘊”所關涉的“本體原則”出發來實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反思性理解,“本體原則”即爲馬克思主義哲學反思的“實踐” ,“實踐”的“當代意蘊”是“人的活動” ,即“勞動”內涵的豐富。從一定意義上理解,哲學邏輯就是形而上學邏輯,所以,哲學也可以稱之爲“形而上學” 。但現代的哲學家提出了質疑“傳統形而上學”的觀念 ,一些“好事者”和“標題黨”還因此而提出“哲學無用”的“哲學終結論” 。事實上,現代哲學家們只是質疑“傳統形而上學”的邏輯(或稱“哲學邏輯”),並沒有否定哲學的“形上意蘊” 。試想 ,如果哲學家反對“形上意蘊”,那麼,他們就不可能再以哲學家自稱,現代哲學家們質疑“傳統形而上學”邏輯的根本原因是爲了發現更爲合理的“改造世界”的理論思維 ,即爲了發現新的哲學邏輯。從“形上意蘊”的“本體原則”出發 ,即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體論思想進行研究  。比如  ,由趙劍英、俞吾金主編的《馬克思的本體論思想》 ,雖然不是“原理範式”式的專著 ,但體現了“原理範式”的“本體原則” 。在這部著作裏,濃縮了許多哲學家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論思想的研究成果 。當然 ,還有真正歸屬於“原理範式”的“本體原則”研究 ,如肖前、李淮春、楊耕主編的著作——《實踐唯物主義研究》。在這部著作裏  ,充分顯現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本體原則”的重視 。比如,從邏輯體系的架構看,該著作的第一章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唯物主義” ,第二章是“實踐唯物主義是現代唯物主義”  ,第三章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新構想”,第四章是“實踐範疇的再認識”…… 。從“原理範式”的研究狀況看,“實踐”依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即“實踐”仍然具有“本體意蘊” ,“原理範式”本質上從屬於“實踐哲學”  。但“實踐”的“當代意蘊”已與“傳統意蘊”不同,即“人的活動”比“勞動”更能表現出“實踐”的“當代意蘊”。衆所周知,在“教科書範式”中,“勞動”是實踐的“本質特徵”,但在改革開放的時代下,可以表述爲“活動是人存在和發展的方式”[8]  ,即“人的活動”更能準確地表徵當下實踐的“特點”——注重“人的活動”本身的意義 。當然  ,“人的活動”本質上仍然是“勞動”  。

                                  “原理範式”是一種從“中國道路”所關涉的“社會實踐”出發來實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反思性理解,“社會實踐”即爲馬克思主義哲學反思的“存在方式” ,“存在方式”的“當代意蘊”是“創新” 。“存在方式”的全稱是“人的存在方式” 。“中國道路”的構築和踐行,都不能離開對“存在方式”的反思。在李秀林等看來,“實踐是人類不同於動物的特殊生命形式,即它是社會生命的特殊運動形式,是人類的存在方式”[9]。可以說,至今沒有學者否定馬克思的這種思想,即認爲“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但學者們又普遍認爲,僅用實踐來表徵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 ,雖然正確 ,但對於“中國道路”的構築和踐行 ,不能夠起到具體的指導作用。所以,在我們看來 ,“實踐”應該用“社會實踐”來表達 ,即“社會實踐”更能突出要變革社會圖景的“實踐本性”  。在當下時代 ,由於科學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統治地位和霸權意識  ,社會生活的變化可以說“日異月新”,幾乎每一分每一秒,社會都發生着令人不可忽視的“創新”(注:“博客”還沒有普及 ,就產生了“微博”  ,“微博”還未搞明白 ,又出現了“微信”,等等)  。“社會實踐”的本質與其用“勞動”表達,不如用“創新”表達更爲準確,儘管“創新”也是“勞動”意義上的創新 。之所以說“存在方式”的“當代意蘊”是“創新”  ,是因爲“原理範式”的現實基礎——“中國道路”是一種“創新”社會發展道路 。從一定意義上說,與“中國道路”相適應的“原理範式”  ,不是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觀的“解釋”  ,而是對與“中國道路”相適應的“原理範式”的“論證”  。正是從這種意義上理解 ,俞吾金先生在《鄧小平:在歷史的地平線上》一書中認爲  ,“鄧小平在理論上所做的主要工作是返本開新 。所謂‘返本’就是返回到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上,所謂‘開新’ ,就是創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的理論範式”[10]。總之,“原理範式”關注的“社會主體”——人以及由人構成的組織 ,以“創新”活動改造“世界”和改造“人本身”。

                                  “原理範式”是一種從“中國道路”所關涉的“終極價值”出發來實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反思性理解,“終極價值”即爲馬克思主義哲學反思的“存在意義” ,“存在意義”的“當代意蘊”仍然是“自由”,但其更爲強調“自由”的可操作性。哲學之所以爲哲學,是因爲其具有兩大特徵。一個特徵是,哲學有着特定的邏輯圖像,即通常意義上的哲學邏輯;另一個特徵是 ,哲學有着“意義”的功用,即哲學必須能夠解釋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從哲學發展的歷史看,許多哲學家在爲解釋哲學的“特徵”而苦惱 。比如,英國哲學家維特根斯坦,他在寫出《邏輯哲學論》這一表徵第一個特徵的著作後,又寫作了《哲學研究》,並且用後者否定了前者,即認爲《邏輯哲學論》無法解釋哲學的第二個特徵。馬克思主義哲學也迴避不了哲學的這兩大特徵 。僅就“意義”而言,馬克思主義哲學肯定“終極價值”的“存在意義”,或者說,馬克思主義哲學肯定信仰的“存在意義”,因爲“終極價值”離開“信仰”是不能單獨存在的。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初語境上 ,自由是最爲根本的“存在意義” 。用馬克思的話說,這是因爲,“自由只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 ,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 ,而不讓它作爲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11]。當下“原理範式”的“原理”都應該屬於馬克思主義的命題,所以,從本質上說 ,“自由”依然是當下時代最爲根本的“存在意義”。但不可否認的是,“原理範式”關注的“自由” ,已經不是純粹“信仰意蘊”上的“本體意蘊”的“終極自由” ,而是融入了“現實意蘊”,即追求在現實生活世界能夠實現的“自由” 。換言之 ,“原理範式”更爲強調“自由”的可操作性。以上的分析可以表明,“自由”的使用範圍十分寬泛,並不僅僅是指政治意蘊上的自由,當然  ,“政治自由”也是“原理範式”關注的重要“原理”之一。比如 ,袁貴仁先生在其著作《價值觀的理論與實踐:價值觀若干問題的思考》中,對“政治自由”的實質做了界定。他認爲 ,“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高舉自由的旗幟,爲自由而鬥爭 ,就具體表現爲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因爲社會主義的政治自由 ,實質是絕大多數人的自由”[12]。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1卷,第9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 ,第1卷,第272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9版 ,第42卷,第96頁 ;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2版 ,第1卷,第60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2版 ,第1卷,第61頁 ;

                                  [6]孫正聿:《哲學通論》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版  ,第序頁;

                                  [7]王南:《馬克思哲學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實踐哲學》,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7年第1期;

                                  [8]肖前、李淮春、楊耕:《實踐唯物主義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89頁  ;

                                  [9]李秀林、王於、李淮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  ,第77頁;

                                  [10]俞吾金:《鄧小平:在歷史的天平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6頁;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4版  ,第25卷,第926-927頁 ;

                                  [12]袁貴仁:《價值觀的理論與實踐:價值觀若干問題的思考》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30頁 。